醫生的傲慢與偏見（二）｜施卿卿博士
還有一種醫生的傲慢與偏見，是來自于專業水準的差異。關於這個我有過切身體會。
事緣我有家人在數年前因意外導致手指屈指肌腱斷裂，當時在某醫院做了肌腱修補手術。但手術後出現指關節組織粘連，以致手指屈伸的幅度受限，之後醫院安排定期隨診觀察。我曾帶他去不同地方求診過，但得到的意見都是進行手術松解粘連後仍有可能再次出現組織粘連，因此一直未再進行手術。隨著時間的推移，家人手指的屈曲變形越來越明顯，因此去年醫院為他安排了一次超聲波檢查。檢查後醫生認為是手指關節的滑車受損所致，按理應該再次進行手術修復，只是這個手術難度較大且療效不確定，因此先安排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觀察療效再決定是否手術。因為涉及是否再次手術的決定以及手術成效是否符合預期的問題，所以我帶家人先後找過不同的骨科醫生。
我先是帶家人找了香港一位有多年執業經驗的私家骨科醫生，這位醫生很客觀，他認為雖然家人的手指關節活動受限，但其日常活動和心理態狀並未受影響，加上手術成效未必理想，因此他認為無需再進行手術。當我向他諮詢內地是否有更權威的醫療機構時，他向我推薦北京積水潭醫院，這是內地骨科水平最好的醫院，甚至在全球的骨科領域也是属於先進水平。
後來我帶著家人輾轉找到北京積水潭醫院手肘外科在關節創傷修復方面的專家熊教授。當熊教授看到家人的手指和超聲波報告後，他讓家人先去拍張X光片。醫院的效率相當高，當即去放射科排隊、拍片，不足一小時就從自助洗片機取出X光片。再次回到診室找熊教授，他一邊指著X光片一邊手繪示意圖講解給我們聽：問題的關鍵在於家人手指長期處於屈曲的狀態，以致手指關節變形，一個關節面大一個關節面小，即使做完手術手指暫時可以伸直，但由於關節面無法吻合，很快就會回復屈曲狀態，因此這種情況已然不適宜做手術。他告訴我們和跟診的實習生，其實他一看到手指的形態就已經知道關键症結并非如香港醫生所判斷。之所以要家人再去拍X光片，是因為需要借助這張X光片的影像他才能向我們解釋清楚，同時他也指出香港的醫生由於經驗不足誤以為還有機會通過手術糾正。當熊教授拿起照相機對著X光片拍照紀錄時，我知道家人的這種情況在臨床中並不多見，只是他們作為全國骨科最先進的團隊，每天接診全國各地的慕名而來的病患，看得多經驗多所以可以快速做出準確判斷。
雖然這次看病的結論令我和家人頗為失望，但我仍然很慶倖找到了一位有經驗的專家幫我們準確判斷病情，讓家人免除一次無謂的手術創傷。同時我也覺得我有責任將北京積水潭醫院熊教授的診療意見告知香港醫院的骨科醫生，因為這家醫院的骨科醫生之前的判斷可以說是誤診。不過我没有怪罪醫生之意，畢竟像家人這種個案在香港應該很少機會遇到，經驗不足以致判斷失誤也在所難免，再說每個醫生在他的職業生涯中都會或多或少出現過誤診，然後再從治療的成敗中吸取經驗逐漸進步。如果該醫院的骨科醫生通過這個案例了解到組織粘連不及時修復會引起關節畸形而終致失去糾正的機會，那麼當他日後再遇到這一類外傷的患者，他便可以給予適切的建議及早手術修正，避免下一次誤診。
因此，覆診那天我特地帶了在北京做的X光片去見醫生，並且預計醫生會像熊教授一樣拍照片記錄甚至他如果要求借用X光片我都會留給醫院，希望醫生們可以籍此案例增加診療經驗。然而我失望了。當天接診的是一個年輕女醫生，當我告訴她熊教授的分析結果時她並沒有回應我，而當我把X光片遞給她時，她拿著片子在空中輕輕揚了一下瞟了一眼，然後告訴我“看不清楚”，接着問了幾個例行的問題，安排下一次的隨診日期就結束這次覆診。其間，她連診桌側邊閱片箱的燈都沒打開過，甚至連將X光片對著照明燈看一眼都没有。X光片没有對着光源自然是看不清楚的，她的這一聲“看不清楚”既充滿了她對內地醫療水準的傲慢與偏見，也暴露了她專業水準的不足，同時她可能也忘記了當時報讀醫科拯救病患的初心。的確，X光片誕生於近百年前，在醫療科技發達的當今來說似乎已成為一種技朮含量很低的檢查。但需知X光片雖然分辨率不佳，但卻能較清晰地顯示骨關節的結構，且檢查快速費用低廉，因此即使是現在也并未被淘汰；而超聲波作為近為近幾十年前研發的儀器，對軟組織的分辨度較好，但對骨關節的分辨卻遜於X光片。這些檢查儀器的優缺點與適用症，連作為中醫師的我都有所了解，作為一位骨科醫生的她更是不會不知。她可能不知道，這種傲慢的行徑帶來的是她專業能力的停滯而不是患者的損失。
希望籍這一個故事能給大家帶來啓示：對於醫療從業人員來說，應始終遠離傲慢與偏見，保持謙卑的心態向同行和病患吸取經驗，努力提升自己的專業水準。對於病患來說，如果一個醫生帶着傲慢與偏見看病，那麼他是不值得信任的，建議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轉診其他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