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雜誌｜「奴性」變社會文化 打工仔獅子山下倦怠 學者鼓勵跳出「身份」重拾生活

《香港奴工系列》 之文化篇

「獅子山精神」代表港人刻苦耐勞的特質，有文化研究學者指出，港人「奴性」源於上世紀工業時代的「勞動倫理」，強調勤奮與服從，逐漸演變成現代職場中，將辛勞視為常態的社會文化，通過教育、社會規範等深植人心。惟現代勞工努力工作，也未必能夠向上流，疫後經濟低迷、職場競爭激烈，員工為保住工作自我鞭策，放棄病假與休息，甚至下班後回覆訊息、學習技能「投資自己」，導致倦怠與身心耗損。有學者鼓勵打工仔跳出「工作身份」，重拾生活。

香港打工仔的「奴性」，可從社會文化方面剖析。1970年代，香港廣泛推崇「獅子山精神」，泛指港人刻苦耐勞，成就香港由小漁村變成國際大都會的傳奇。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李薇婷博士指，當年經濟轉型，香港既有南來的華人社群，更有戰後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羅文一曲《獅子山下》正是昔日寫照，「大家共同面對英殖和冷戰時期的急劇改變，互相扶持、堅韌地生存。」

辛苦扮「浪漫」服從成「光榮」

她指，「獅子山精神」帶褒義，本應難與「奴性」掛鈎，千禧後多次被應用，潛移默化成為香港面對「難關」的核心元素，如2002年香港面對經濟難關，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財政預算案》中引用《獅子山下》歌詞，冀社會放開矛盾，努力創造經濟奇跡；2003年沙士爆發，媒體多番引述歌曲勉勵大眾，「將獅子山精神連結到個人，要放開小我、成全大我，為大局着想，要忍耐。」

嶺大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梁仕池則指，「獅子山精神」是香港工業化時期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文化想像強調只要勤奮、忍耐，就會有向上流的機會」，提供一種勞動的秩序性，形成「勞動倫理」，內化於社會心理及文化認同之中，「縱使大家工作辛苦，仍會變得『浪漫』，把服從變成『光榮』。」他強調，「奴性」不會因國籍而異，在文化研究界，「奴性」是一種在權力結構下產生出來的「社會性格」。

梁續說，在東亞的脈絡中，有學者認為「奴性」分為硬性和柔性兩種運作機制，前者以高壓手段逼使服役，後者透過規範和教育內化「服從」。他指出，香港屬後者，現代教育按表現評分，強調紀律和校政，學生服從命令、重視成績，承受競爭的壓力，「學校預先訓練學生適應將來職場追求KPI（關鍵績效指標）的文化。」

資本主義營造「沒有選擇」假象

資本主義社會亦強化港人的「奴性」。李薇婷解釋，市民作為個體，透過為資本家勞動以換取金錢過活，同時支撐大局，使資本家獲得盈利；後來衍生出「新自由主義」，企業家以不同方式、彈性地增強盈利，如零工經濟和短期合約等，背後卻增加勞動個體的危脆性。故此，人們更激烈地競爭相對穩定的工作崗位，以免無法滿足生存基本，繼而服從資本邏輯而「異化」自己，放棄真實感受，「覺得請病假是偷懶，接受合約工作沒有病假，再演變成帶病工作、啞忍不平等對待。」

此外，打工仔會加以「投資自己」（self-invest），包括更努力、更長時間地工作，拒絕在工作和閒暇之間劃界線，在下班後仍致力「表演」努力工作的人格。李薇婷舉例，員工在非辦公時間回覆電郵和客人提問已成常態，放假亦會不斷增值，學習與工作相關的技能，「例如學習如何應用人工智能（AI）以提高工作效率。」

梁仕池也說，工資停滯、房價高企、工作機會少，讓打工仔認為自己「沒有選擇」，不少研究勞工議題的學者認為，「沒有選擇」是資本主義設計出來的「勞動倫理」。他續指，加上社會要求拼搏，打工仔唯有學習犧牲自己，接受加班和放棄假期，「這種情況下很難不精疲力盡，實際犧牲的不止是時間，更是與家人的關係和健康。」

輔導心理學家陳鈺瑜指，疫後經濟蕭條，社會充斥更大絕望感，而且群體對「成功」有傳統定義，加大職場上的不安感，「打工仔怕被取代，自然不敢怠慢工作。」她又言，在此結構性狀況下，縱使上班疲於奔命，打工仔跳出既有模式也不容易。故此，勞工越忙碌，工作以外越缺意義，形成惡性循環。

參考美國的文化研究學者安妮海倫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出版《集體倦怠》一書，「倦怠」來自個體在強調高度彈性、不穩定的環境中，變得只為生存而不斷強逼自己。李薇婷亦言，「倦怠」是整個社會、不同年齡層皆在面對及承受的狀態。

她續引用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的見解，「奴性」亦適用於新世代的斜桿族身上，他們不是因為老闆及上司的監管而努力，而是為了更好的「功積」而自我鞭策，「以更高強的方式管理自己，內化效率和生產力。」她指，這些自我規管的個體也是過勞的高危一族。

學者冀管理層認真瞭解員工需要

港大社會科學碩士（輔導）課程總監黃蔚澄教授認為「奴性」二字含貶義，無奈反映現實，鼓勵管理層認真瞭解員工需要，「員工是人，不是螺絲，可否更人性化地管理？」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員陳冠妤博士建議，打工仔要跳出「工作身份」，重拾工作以外被遺忘的興趣，「生活不應只有上班。」

否定努力工作自有回報 「00後」反撲「整頓職場」

新世代強調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近年衍生出「00後整頓職場」的說法。有學者認為，年輕人出現更極端的集體倦怠，正反映他們否定新自由主義「努力工作自有回報」的承諾。

香港社會競爭激烈，強調「贏在起跑線」，使年輕人普遍陷入更極端的集體倦怠。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李薇婷博士指，成年人因面對極大不安全感，往往將壓力轉嫁下一代，強逼年輕人複製「成功路線」；為求成功，努力讀書成為年輕人的「本分」，進一步扭曲成不應休息、只學習能為升學加分的技能，以換取名校「入場券」。

李續指，經濟不景導致許多努力的成年人也面對失敗，年輕人看在眼內，因此更感倦怠，一方面看不到前景，另一方面覺得社會追捧單一的成功形態，卻同時製造出各種「失敗」的標籤。

嶺大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梁仕池亦言，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在於承諾勞工可憑努力向上流動，惟此承諾在現今香港已不奏效，近10年樓價急升、工資升幅追不上通脹，加上「學歷膨脹」，令年輕人意識到單靠「獅子山精神」拼搏難換取回報，「他們看見父母過勞工作，犧牲家庭和健康，最終亦無法在港置業或安穩生活。」

他認為，新生代拒絕新自由主義的「承諾」，否定犧牲生活質量以換取未來的邏輯，「拒絕過勞成為他們唯一的『反撲』」；他們不認同「加班等於敬業」的邏輯，更重視與上司建立平等關係，而非只有「上尊下卑」的職場文化。

不認同「加班等於敬業」

梁仕池直言，年輕人像已「洞悉」現今職場的本質，認為準時下班、拒絕不必要的聚餐是合理的，同時被職場中層或管理層視為具挑釁性的行為。但他強調，真正有能力「整頓職場」的年輕人僅佔少數，「一般基層勞工沒有議價能力。」

李薇婷補充，有關現象也反映生活形態的轉變，如新生代普遍以通訊軟件為主要溝通方式，繼而利用該些工具請假和辭職，而非利用電郵或書信作公事溝通。

記者：仇凱瑭

———

《香港奴工系列》 

現況篇：每日雜誌｜本地「奴工」日做14小時 身心過勞變催命符 無界職場拼搏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