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關係｜德總統訪華總理轉戰亞太 繼承「雙線外交」推動雙贏格局︱拆局

10月26日上午，柏林氣溫介乎16°C至17°C，秋高氣爽。德國政壇兩位掌舵人當天各自肩負特別任務，先後登上專機起飛，惟兩人的目光都是投向萬里之外的東方。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啟程前往中國，展開為期四天的國事訪問；僅五個小時後，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亦從柏林起飛，率領龐大商界代表團奔赴新加坡、日本與南韓，踏上其就任以來最長的一次亞太之旅。

作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及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兩大行政首腦在同一時間將目光投向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亞太地區，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航線，這絕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柏林精心佈局的一場外交雙重奏。

兩大掌舵人上演雙重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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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戰略風險 vs 釋放合作訊號

默茨依序訪問新加坡、日本及南韓，此行切實回應了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Carney）早前關於建立「中等強國同盟」的倡議。該倡議旨在團結堅持民主原則、彼此尊重並開展經貿與軍事合作的中等強國。值得留意的是，默茨此次亞洲之行隨行人員包括30名企業高管及經貿代表，涵蓋工業、科技、國防軍工及能源供應商高層。施泰因邁爾訪華行程之隨行人員包含來自德國聯邦議院、歐洲議會、聯邦政府以及文化、科學與公民社會領域的高級別代表團。

總括而言，德國與新加坡、日本、南韓的合作範圍極廣，涵蓋貿易與投資、人工智能（AI）、綠色經濟及安全合作，延伸至「全球空戰系統」（GCAP，第六代戰機項目），並進一步觸及人工智能、供應鏈基礎設施及關鍵原材料等關鍵領域。默茨的核心目標在於分散經濟風險，因為新加坡作為德國在亞洲的重要樞紐，擁有接近2,400家德國企業；日本為德國在亞洲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而南韓則是德國在亞洲的第三大貿易夥伴。

而施泰因邁爾此行重點在於體制性的經貿議題與文化交流、互動，而非單純為德國企業爭取合約；總統的任務更多是釋放一種戰略合作訊號，而非落實具體商業合作。就行程中可見，施泰因邁爾首站抵達合肥，體驗大眾汽車（Volkswagen）與中國科企合作的智能電動車；次日前往宏村與黃山體驗當地文化與自然風光，並參觀李鴻章故居；隨後轉往北京大學切磋乒乓球，推動德國版的「小球推動大球」，並發表演講。他在演講表明不希望世界分裂為不同陣營，亦不尋求與中國經濟「脫鉤」，惟期待透過對話縮小貿易順差並增強經濟韌性，最終前往北京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首腦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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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一方面，德國希望透過默茨的訪問拓展其在亞洲的經濟與安全夥伴關係，以減少對中國的單方面依賴；另一方面，德國政府借施泰因邁爾之行程表明，德國仍將中國視為「重要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參與者」。

雙線並行繼承德國外交傳統

其實，默茨與施泰因邁爾同時訪問蓬勃發展的亞太地區，表明德國正在採取雙管齊下策略，既要繼續與中國保持對話，亦須尋求與亞洲地區現有及新興夥伴建立新聯盟。這種「雙線並行」的外交部署，精準反映了德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既希望維持對華務實合作，又積極推進「去風險」，尋求多元化的供應鏈夥伴。

默茨政府此舉並非憑空自創，而是繼承了德國在外交上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歷史傳統。德國歷史上多次利用「總理（實權與經貿）」與「總統（虛位與價值觀）」的雙線組合，在大國博弈與敏感地緣危機中尋求迴旋空間。

例如在2012年至2017年間，即可看到德國前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與前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的鮮明分工。前者致力於鞏固德國的經濟發展動能，默克爾甚至在其16年總理任內共計訪華12次，幾乎每年均率領龐大商界代表團訪華以鎖定市場份額；後者則主導國家的軟實力與價值觀外交，出身東德人權活動家的高克，在訪華及訪問東歐期間，屢屢公開談論人權、法治與歷史反思。

這種「默克爾談生意、高克談價值觀」的分工，讓柏林既獲取了實質經濟紅利，又在西方陣營中維持其外交底線，為德國爭取了極大的外交靈活度與話語權。

「東方政策」與「靠攏西方」相輔相成

追溯至更早的1970年代「東方政策」（Ostpolitik），二戰結束後，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推行「向西方靠攏」的政策（Westbindung），將西德在政治、經濟、安全與意識形態上與美國及西歐緊密連結，推動西德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及北約。在西德完成戰後重建並取得足夠安全感後，西德於1960年代末開始推行「東方政策」，旨在與東德及蘇聯集團實現關係正常化與緩和。其核心為「透過接觸與互動實現轉變」（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理解、對話與緩和」（Verständigung und Entspannung），逐步打破兩德對峙現狀，最終促成了1989年東德的和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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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東西方並行」、「雙線出擊」的外交傳統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向西方靠攏」（Westbindung）為昔日西德累積了足夠的經濟與安全底氣，使德國得以獲得西方陣營信任並具備實力與東方陣營對話；而「東方政策」則在冷戰框架下開拓了外交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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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國外交上的雙線出擊並非矛盾或冒進，而是一種務實策略。不過，面對目前國內青年示威、人工智能領域落後及能源價格飆升等內部挑戰，德國政府如今似乎缺乏靈活應變的兩手準備，致其在陷於被動、甚或是被指「發展落後」。

中德合作共贏 符合各方期待

當前中德及中歐關係正處於競爭與合作並存的複雜關口。全球供應鏈重塑與地緣政治波動，考驗着柏林能否在所謂「去風險化」與「深化合作」之間取得微妙平衡。然而，只要中德雙方立足合作共贏、保持開放態度，在數字化、人工智能及綠色轉型等新興領域的合作空間依然廣闊。考慮到德國在歐盟龐大的經濟體量與深遠的政治影響力，中德關係的健康發展不僅關乎兩國利害，對穩定整體中歐關係乃至全球經濟格局均具備積極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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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國外交部所言，作為世界第二及第三大經濟體，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雙方利益，亦承載着歐洲與世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