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雜誌|普及化促主動求診 成人ADHD個案攀升 較青少年隱蔽難診斷 組織關注治療價格昂貴等困境

更新時間:16:30 2026-11-20 HKT
發佈時間:16:30 2026-11-20 HKT

本港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過去常被認為是「兒童病」,惟近年成人ADHD確診數字連年上升。醫管局數據顯示在公院接受精神科服務的成年ADHD病人數字連續5個年度攀升,較2021/22年度翻倍,佔ADHD病人總數的比重增至近四分之一。有關注組織和精神科醫生指出,成人症狀較青少年隱蔽,診斷的難度更高、所需時間更長;同時,成人ADHD的治療也面臨資源不足、價格昂貴等困境,冀未來引入或培養更多使用中文的「ADHD教練」,以支援本地個案。 

目前本地公立醫院主要依靠藥物治療成年ADHD患者。
目前本地公立醫院主要依靠藥物治療成年ADHD患者。

本港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中小學生增加,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自2027/28學年起,向200間公營中小學的ADHD生提供小組訓練等措施。隨社會認識深化,成年ADHD確診個案亦有上升。醫管局回覆本報表示,18歲或以上在轄下精神科接受服務的ADHD病人,由2021/22年度的3300人,每年上升至2025/26年度的6300人,近乎翻倍,佔整體ADHD病人比例也從15.6%升至24%。

確診數字佔整體患者近四分一

本身亦是ADHD人士的香港成人專注力協會(Let's Talk ADHD)創辦人霍彩玲認為,確診人數增加歸功於公眾認知提升。她說,協會今年也持續進行ADHD公眾教育,接觸到不少求助者開始了解自身狀況、尋求評估。

香港成人專注力協會創辦人霍彩玲指,成人ADHD確診人數增加歸功於公眾認知提升。 受訪者提供
香港成人專注力協會創辦人霍彩玲指,成人ADHD確診人數增加歸功於公眾認知提升。 受訪者提供

她指出,社會過去將ADHD視為「兒童病」,認為其表現僅限於兒童時期的多動行為,然而許多成人ADHD人士的症狀與青少年患者有所不同,表現為衝動行為、執行功能障礙,如衝動消費、無法整理房間等。自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在2013年正式調整了診斷標準,放寬並明確納入了「成人ADHD」的臨床表現,業界才更關注成人患者的執行功能障礙表現。

本地公立醫院輪候時間較長,大部分成人患者都需輪候超過半年時間。
本地公立醫院輪候時間較長,大部分成人患者都需輪候超過半年時間。

精神科專科醫生王崇瀚提出,年幼兒童若患有ADHD,其症狀更容易被察覺,如課堂不專心等,而成人診斷則須審視患者前後不同時期的症狀表現,因成人專注力下降可能與工作興趣不足、身心狀態或情緒問題等因素有關,不能只憑一時表現判斷。

他透露,不少成人患者在成長時沒意識到患病,反而建立「補償機制」,會無意中圍繞ADHD的狀態生活,舉例部分人選擇創意類工作,更難看到ADHD的症狀。他留意到,由於成年患者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鬱等情緒症狀,不少人最初因情緒問題求助,經醫生追溯才確診ADHD。

易遭受職場霸凌等生活壓力

霍彩玲認為,與青少年ADHD人士不同,成人患者沒有家人及學校等支援網絡照顧,需要獨立面對多重生活壓力,如職場、家庭和親密關係,會放大症狀對其生活的影響。她說,由於職場對ADHD缺乏認知,成人患者常被誤解為態度不佳,甚至遭受職場霸凌、導致情緒困擾。她引述個案稱,曾有患者因同事不理解其行為而遭受排斥,「只有老闆知道(他患ADHD),但上司和同事不知,最後要去廁所吃飯。」

團體指,面向成人ADHD患者的不同類型服務欠整合。
團體指,面向成人ADHD患者的不同類型服務欠整合。

王崇瀚強調,最關鍵的支援工作仍是推動公眾教育。他說近年ADHD在香港更普及,強調有三分之二患者在成年後仍保留許多症狀,且該症不會隨年齡自動消失。不過他也留意到,隨公眾教育和網絡篩查工具的普及,促使隱性患者求診,同時帶動很多沒有ADHD的市民自我懷疑並求醫。

治療方面,王崇瀚指,最理想是藥物治療配合認知行為支援。霍彩玲則認為,本港公院服務集中於藥物治療,對認知行為方面的支援較少,建議應效仿其他國家推廣「ADHD教練」這一職業,協助患者管理日常生活中的困難,包括教導患者處理時間管理、財務運用及情緒調節等,並指現時坊間服務幾乎全以英文教學,未必適合所有患者。另外,她坦言現時不同類型的服務過於分散,患者需輾轉醫生或治療師尋求服務,建議整合服務模式。

冀效仿外國推廣「ADHD教練」

身兼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的選委界立法會議員管浩鳴表示,ADHD並非單純隨年齡增長即可自然痊癒,若幼童時期錯過介入時機,成年後的行為矯正與情緒轉化將倍加困難。他坦言,過往不少華人家長擔心子女被標籤或不願面對,抱持「長大會痊癒」的僥倖心理,甚至在學校發現異樣時選擇否認乃至轉校逃避,令子女錯過黃金治療期。

管指出,成人ADHD治療需結合藥物和行為治療,短期內難見效,究其根本仍會回到資源投放問題。他指,成年患者或需定期進行藥物調整,耗費較多時間;在行為治療方面,由於醫生需深入拆解患者內在情緒與深層問題,每次療程動輒1至2小時,或需每周持續進行,均會帶來龐大的時間、資源負擔。

他坦言為成人患者診治「要求很高(Demanding)」,若投放社會資源不足,志願機構出手協助,也只能幫助冰山一角,「(患者)數量始終不少。」他呼籲通過及早介入、盡快安排藥物或行為治療的方式,應對可能增加的青少年ADHD個案。

ADHD僱員耗損生產力成本 團體促推出職場支援指引

有關注團體引述德勤(Deloitte)經濟研究所報告指,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的社會成本不止限於醫療開支,其造成的生產力成本被指佔澳洲整體社會成本的1%,可供香港參考。團體促請加強本地職場支援,並籲勞工處和平等機會委員會推出針對ADHD人士的職場支援指引。

前美國職棒大聯盟外野手Andrés Torres以克服ADHD而聞名。 美聯社
前美國職棒大聯盟外野手Andrés Torres以克服ADHD而聞名。 美聯社

香港成人專注力協會(Let's Talk ADHD)創辦人霍彩玲指出,ADHD帶來的社會成本未必來自醫療開銷,更多源於生產力損失,舉例有ADHD僱員因不經意誤將貨物簽發運往至另一個國家等,導致經濟損失。她提及,ADHD僱員的職場表現受工作環境和模式影響,需要適應一般職場「逐步進行(step by step)」的會議、工作流程,也可能遺忘某些工作內容,引同事不滿。

霍彩玲強調,職場支援是雙向的過程,成年患者誠然不能免除個人責任,有必要管理好個人狀態後再參與,如堅持服藥和行為治療等;在僱員準備好的前提下,僱主可給予必要的「軟性支援」,如容許他們佩戴耳機、安排座位在較安靜角落,以及適當給予更多休息時間。她形容這些措施毋須額外開支,相信僱主能夠簡單做到。

另外,她自言曾向平機會建議應推出ADHD僱員的職場指引,強調《殘疾歧視條例》同樣保障ADHD僱員。

她認為,現時主動招聘ADHD人士、自閉症譜系人士的公司以外國公司為主,呼籲向本地公司提供更多以中文編寫的ADHD職場支援資訊。

記者:方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