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看管理 為何唐玄宗晚節不保？｜根本月報
發佈時間：15:46 2025-06-14 HKT
誠然，從任何一方面來看，個人似乎都會被組織綁住，人只盼所在的組織不是太糟，並由合適的領袖管理。筆者在學校任教中國歷史科逾10年，師生共同營運的組織，無論是學生會、中史學會等幹事會，都必定有主席。領袖可以假借組織的力量，憑藉其個人才能和品德，創建不同的治世。在開明的管治文化中，學生輿論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強大的監察功能，讓學生領袖不敢過分胡來。
過往是帝王將相，現在是主席、內務秘書等，我們都會論及一個問題，就是領袖須具備甚麼特質？生活在今天的香港，各方面已有深邃的變化，無常是普遍，不能好似以往一樣，領袖只在「守業」和「創業」而已，所謂「守業不易」、「創業維艱」，但現在我們會覺察到「守成」裏也隱含創意元素，因為大環境在轉變中，如何因時制宜和穩中求變，方為上策。
前陣子，中四同學問起「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唐玄宗締造『開元之治』，何者管治為優？」或許，我們可歸納幾個出色領袖的品質：勤政愛民、用人胸懷、確立制度和栽培繼承人方面，加以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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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勵精圖治
唐太宗在「玄武門之變」後，儘管私德有虧，奪嫡繼位，然而即位後勵精圖治，開創「貞觀之治」，利國利民。就勤政愛民言，他將各州刺史姓名及治績書於屏風上，作為官員賞罰升降的參考；並要任五品以上的官員，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他隨時召見，詢問民情。就用人胸懷言，太宗廣延人才，對於隋代遺臣及李建成舊部均信任不疑。譬如：李靖（高祖仇人）和尉遲敬德（原為劉武周部下）等均得到器重；而魏徵、王珪雖為建成舊臣，但仍委任他們為諫官，廣納嘉言。
就確立制度言，太宗經營擘劃，承傳因革，氣象恢宏，不獨開創貞觀盛世，也開啟唐代之規模。其完善三省制、均田制、租庸調制和府兵制，莫不有裨於當時治道。就栽培繼承人言，太宗晚年雖也有失政，但撰《帝範》遺太子李治，至所舉輔政，如長孫無忌等，故能下啟「永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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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晚節不保
反觀，唐朝第六任君主——玄宗，在位44年，首27年的他，連番更革，皆針對武韋以來痼漏，大裨於治道。
就勤政愛民言，玄宗規定各道採訪使對地方官的政績進行考核，以定黜陟，並取消武后時賣官鬻爵的弊制，減少冗員充斥。他更在殿廷覆試吏部新授的縣令，把不及格的人解職。以上種種改革都能夠提升官員質素，又能減省國家行政開支。就用人胸懷言，玄宗一洗武后時任官冗濫的情況，懂得知人善任，不計前嫌。他任用武后舊臣姚崇、宋璟為相。姚崇通達時變，多謀善斷；宋璟剛直不阿，刑賞無私，他們均能協助唐室改革弊政。開元國勢至盛，二人貢獻良多；至於張九齡、張說等官員，也能直言極諫，樹立良好政風，補救玄宗的闕失。
就確立制度言，在中央政府上，玄宗恢復三省權力外，更實行京官與地方長官互調的制度，打破「重京官，輕外任」的政治風氣，增加政府官員的歷練和行政經驗，又可加強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聯繫。可惜開元後期，玄宗越流奢靡，荒於政事，誤信佞臣李林甫與楊國忠，使朝政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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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唐初以來屢有太子、親王謀反作亂，唐玄宗聽信讒言，把可能威脅自己皇位包括太子瑛在內的三個兒子貶為庶人，進而寃殺，即使與後來的繼承人肅宗李亨之間，也是充滿父子矛盾。玄宗更寵信安祿山，終致「安史之亂」，掀起8年之亂的序幕，洎後藩鎮割據、宦官作亂、夷狄交侵等，卒致民變劇作而滅亡。由此觀之，唐太宗治世當勝玄宗，此誠治史者不可不深察者也。
從歷史的長河裏，可發現組織的興衰與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管理妥當須人事與制度相互配合，寬政、分權和簡化制度，培育管理人才，完善監察系統，以免組織因人事變動而崩壞。當然領袖須具備瞻前顧後的能力，激勵團隊士氣，可維持組織運作暢順。
本欄為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與《星島日報》教育版聯合出版。對原文有興趣的讀者可到港大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網頁下載：http://machsaa.googlepa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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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許茵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