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针——西方势力收买香港大学生参与游行？
雷鼎鸣
2021-06-11 04:18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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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微博的公众号壹（据说是环球时报旗下）、共青团及香港的爱国报章头版都讨论了一则罕见的新闻，林郑也为此发表了几句回应，我不少朋友通过社交媒体也追问我的看法，而且当中出现了科技大学及经济学论文两个与我相关的元素，我便留上了神。
究竟是甚么一回事？事缘经济学五份顶尖杂志之一的《美国经济评论》（AER），它有一份前年才创刊的子刊《AER Insights》在六月份发表了一篇关于香港近年七月一日游行的论文，当中报告了五位来自柏克来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慕尼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家共同发现的结果。这五位人士有两人是华人，哈佛经济系的杨宇凡和科大社会科学部的旧同事张忆芹。他们在二○一六年开始，设计了一些实验邀请了大约一千名左右的科大学生参与，参加者填了问卷后可收到小额的报酬。实验后来的设计有涉及要求部份学生在二○一八年七一游行的现场相隔一小时的时段在不同的地方数人头，即算算自己所在地游行人士的密度，从而让研究者可估算出总共有多少人参与。今月出版的那篇论文主要分析二○一八年的游行，但其实二○一九年六月这五名研究者当中的四人早已在另一顶尖期刊QJE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议题的论文，在一年多前早已在网上遭不少经济界人士骂过半死，甚至有较为激烈的人说他们手上沾上鲜血。为何要骂？主要是跑去游行的可得三百五十元酬劳，另一组用作实验控制，跑到港铁站数人头的一样可得三百五十元。
两篇论文的实验设计其实颇为严谨，但测试出的结果却不算惊天动地。QJE那篇主要目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假如知道很多人会去参加一个游行，这讯息会吸引更多的人去还是会形成阻吓力。有吸引力是因为人多参加，自己被捕的机会便较低，有吓阻力是因为人一多，便会吸引政府派人镇压，自己被捕机会增加。研究结果显示第二种影响力较大。AER Insights那篇则发现只要去了一次游行，再去的机会便更大。换言之，参加了一次，便有如吸了毒品一样，会上瘾的。
光是看上述结果，是否值得大动干戈？有三个环节要弄清。
第一，这项研究有无违反学术伦理，以至研究者手上染了鲜血？社会科学的实验有一定的伦理原则，不应对参与实验者造成太大改变，尤其是不能把他们放入险境中。这项研究声称已获包括科大在内的道德检查委员会批准，论文的附录亦指出自二○○三年至二○一八年历届的七一游行中，共只有十九人被捕，共只有五人罪成，所以学生参与游行的风险极低。
这套辩解很难自圆其说。在论文的正文及部份作者的其他文章中，他们却又屡有指陈香港的威权政府不一定会对示威者留情，而且他们又早已在其他的调查中发现，学生中有四成人认同可用暴力行动反政府。要注意一点，论文的最后定稿是二○二○年的九月，在此时，香港的街头暴力早已成为全球新闻，就算在研究尚未开始的二○一六年春节，旺角的暴力及警方的执法也是妇孺皆知，怎么这些专家还敢说参与七一风险甚低？唯一解释是二○一九年六月QJE的文章刊登后，他们的研究引起注意及批评，所以在二○二○年九月AER Insights文章中他们要加上一段为自己伦理辩解的部份，以消除学报编辑的疑虑。今天，我们清楚知道，在游行出现暴力后，很多参与者都是会误判的，派三百五十元鼓励学生参与，岂会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
第二，那些所谓批准了他们研究的大学有无责任？我不评论外国的大学，但科技大学却是显然被误导。科大的「人类实验道德委员会」在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信研究团队，要他们在论文中删去这项研究获得科大批准一句，他们在最后定稿中也这样做了，只在附录中自辩一番。要知道，在大学中做研究，除非是申请经费，或是涉及道德伦理问题，根本不需要大学批准。我细读过他们的问卷设计，问的东西很多，可以支撑到多篇论文，但看来都似是人畜无害，就算叫人去游行一项，也以委派任务叫他们在现场数人头作包装。在那里观察，只是数人头当然没问题，我也曾组织过团队做同样的事，但我的团队都知道不可超越法律界线，但我看不到这次论文的作者有这样做。科大当局也以从来不知学生若愿意承担到现场数人头会令他们可获的报酬挂钩。因为有参与项目的张忆芹教授早已离职，远赴澳洲，若非有人检举，科大校方根本不知此事。
第三，不少报道把此事说成是美国势力在港用钱收买大学生，诱其参与颜色革命（其实研究资金来自欧盟）。我相信香港近年的黑暴背后确有外国势力及资金，但不能断定今次也是这么一回事。搞社会科学行为经济学实验派钱作报酬是家常便饭，不用大惊小怪。研究所得的主要结果不见得对搞革命的人有利，有经验的群众运动搞手一早知道，只要学生肯走出第一步参加游行，「开了斋」后，便易上瘾，乐此不疲。全世界不喜欢上街游行的政府倒可能欢迎这发现，这研究正好提供了一个坚实证据，若要遏止反政府游行，在其萌芽期便要将其扼杀，不使其坐大。可虑的倒是今次研究从学生挖出来的极丰富数据，这些数据包含学生的心理状态、性格倾向、政治观点、经济情况、学术背景、网络关系等等，若被有特殊任务的人获取这些数据，颜色革命的策略设计便更精准。
雷鼎鸣
究竟是甚么一回事？事缘经济学五份顶尖杂志之一的《美国经济评论》（AER），它有一份前年才创刊的子刊《AER Insights》在六月份发表了一篇关于香港近年七月一日游行的论文，当中报告了五位来自柏克来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慕尼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家共同发现的结果。这五位人士有两人是华人，哈佛经济系的杨宇凡和科大社会科学部的旧同事张忆芹。他们在二○一六年开始，设计了一些实验邀请了大约一千名左右的科大学生参与，参加者填了问卷后可收到小额的报酬。实验后来的设计有涉及要求部份学生在二○一八年七一游行的现场相隔一小时的时段在不同的地方数人头，即算算自己所在地游行人士的密度，从而让研究者可估算出总共有多少人参与。今月出版的那篇论文主要分析二○一八年的游行，但其实二○一九年六月这五名研究者当中的四人早已在另一顶尖期刊QJE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议题的论文，在一年多前早已在网上遭不少经济界人士骂过半死，甚至有较为激烈的人说他们手上沾上鲜血。为何要骂？主要是跑去游行的可得三百五十元酬劳，另一组用作实验控制，跑到港铁站数人头的一样可得三百五十元。
两篇论文的实验设计其实颇为严谨，但测试出的结果却不算惊天动地。QJE那篇主要目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假如知道很多人会去参加一个游行，这讯息会吸引更多的人去还是会形成阻吓力。有吸引力是因为人多参加，自己被捕的机会便较低，有吓阻力是因为人一多，便会吸引政府派人镇压，自己被捕机会增加。研究结果显示第二种影响力较大。AER Insights那篇则发现只要去了一次游行，再去的机会便更大。换言之，参加了一次，便有如吸了毒品一样，会上瘾的。
光是看上述结果，是否值得大动干戈？有三个环节要弄清。
第一，这项研究有无违反学术伦理，以至研究者手上染了鲜血？社会科学的实验有一定的伦理原则，不应对参与实验者造成太大改变，尤其是不能把他们放入险境中。这项研究声称已获包括科大在内的道德检查委员会批准，论文的附录亦指出自二○○三年至二○一八年历届的七一游行中，共只有十九人被捕，共只有五人罪成，所以学生参与游行的风险极低。
这套辩解很难自圆其说。在论文的正文及部份作者的其他文章中，他们却又屡有指陈香港的威权政府不一定会对示威者留情，而且他们又早已在其他的调查中发现，学生中有四成人认同可用暴力行动反政府。要注意一点，论文的最后定稿是二○二○年的九月，在此时，香港的街头暴力早已成为全球新闻，就算在研究尚未开始的二○一六年春节，旺角的暴力及警方的执法也是妇孺皆知，怎么这些专家还敢说参与七一风险甚低？唯一解释是二○一九年六月QJE的文章刊登后，他们的研究引起注意及批评，所以在二○二○年九月AER Insights文章中他们要加上一段为自己伦理辩解的部份，以消除学报编辑的疑虑。今天，我们清楚知道，在游行出现暴力后，很多参与者都是会误判的，派三百五十元鼓励学生参与，岂会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伦理？
第二，那些所谓批准了他们研究的大学有无责任？我不评论外国的大学，但科技大学却是显然被误导。科大的「人类实验道德委员会」在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信研究团队，要他们在论文中删去这项研究获得科大批准一句，他们在最后定稿中也这样做了，只在附录中自辩一番。要知道，在大学中做研究，除非是申请经费，或是涉及道德伦理问题，根本不需要大学批准。我细读过他们的问卷设计，问的东西很多，可以支撑到多篇论文，但看来都似是人畜无害，就算叫人去游行一项，也以委派任务叫他们在现场数人头作包装。在那里观察，只是数人头当然没问题，我也曾组织过团队做同样的事，但我的团队都知道不可超越法律界线，但我看不到这次论文的作者有这样做。科大当局也以从来不知学生若愿意承担到现场数人头会令他们可获的报酬挂钩。因为有参与项目的张忆芹教授早已离职，远赴澳洲，若非有人检举，科大校方根本不知此事。
第三，不少报道把此事说成是美国势力在港用钱收买大学生，诱其参与颜色革命（其实研究资金来自欧盟）。我相信香港近年的黑暴背后确有外国势力及资金，但不能断定今次也是这么一回事。搞社会科学行为经济学实验派钱作报酬是家常便饭，不用大惊小怪。研究所得的主要结果不见得对搞革命的人有利，有经验的群众运动搞手一早知道，只要学生肯走出第一步参加游行，「开了斋」后，便易上瘾，乐此不疲。全世界不喜欢上街游行的政府倒可能欢迎这发现，这研究正好提供了一个坚实证据，若要遏止反政府游行，在其萌芽期便要将其扼杀，不使其坐大。可虑的倒是今次研究从学生挖出来的极丰富数据，这些数据包含学生的心理状态、性格倾向、政治观点、经济情况、学术背景、网络关系等等，若被有特殊任务的人获取这些数据，颜色革命的策略设计便更精准。
雷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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