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针——文官与武官
雷鼎鸣
2021-07-02 04:19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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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政府高层人事大变动，张建宗离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接任，李的保安局局长职位由一哥邓炳强顶上，邓的警务处处长空缺则由副处长萧泽颐升任。三位高升的官员都是强硬派，在反黑暴中都立有大功，中央在本届政府余下只有一年任期间作出如此大动作有何微言大义？它要向香港及世界发出甚么讯息？
特首选战在即，中央当前作此举措，不可能没有考虑到对选战产生的影响。细思之下，这次人事变动是一着进可攻退可守的高招。我们仍可假设中央尚未有既定的特首人选，一切仍要靠各有志者以自己的表现与政纲去争取，但连升三员猛将，已显出中央倾向做事果敢的人，更加以行动提醒众官员「为官避事平生耻」不止是说说而已。
在反黑期间，现届政府的窝囊应早已引起中央的不满，但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又不可能把AO都踢走，这如何是好？林郑后期表现有所进步，但是否足够，见仁见智。政府不少部门对黑暴引起的问题如何应对，依然拖泥带水，例如政务司司长属下的法援署胡乱批钱便引起大量社会中人的不满。倘若此种和稀泥的情况继续，对重建香港颇为不利，这是需要政治问责的，张建宗位居统率公务员的司长，便负有政治责任，去了他，换上一个强硬派，不但可以起震慑作用，而且可让林郑知道，若她不继续努力，需要下台，也不是没有人顶上，这对她会构成相当大的推动力。要知道，张建宗是不可能扮演林郑替代人角色的。
有了现在的新安排，特首竞选中作风硬朗的，选中的机会大增，梁振英、叶刘、李国章等，虽未明确表示出山，但他们的性格和作风较为合乎中央的期望，现再加上李加超与邓炳强，形势更加热闹。对李家超及邓炳强二人而言，升了职以后多了历练的机会，可让他们更熟习AO文官制度的运作。究竟几个月的历练是否足够，这倒要看看未来有无重大事件出现，邓炳强年纪轻，就算未来一年没有表现机会，仍来日方长，仕途灿烂。
这次的人事变动也突显出中央对治港官员的新思维，这涉及文官与武官的优缺点。香港政府的管治一向依靠明显属于文官的七百多名AO，这批人虽受过西式教育的影响，但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有进士学位的官僚颇有相似之处。在和平年代，亦即中国不需面对外族入侵的年代，士大夫有可能发挥到积极作用。但一旦有外来压力甚至战事，士大夫常会慌张失措，毫无应付能力。更有甚者，士大夫还有三样陋习：结党、清谈和当汉奸，历史学家雷海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有详情讨论。
社会中有人用上AO党一词，也许这说法稍为过火，但众AO同气相连，作风接近，我相信是有的。举个例子，回归以来的八位政务司司长有七人的背景十分接近，曾荫权、林瑞麟、李家超都是天主教华仁书院的旧生，陈方安生与林郑是天主教嘉诺撒修会所办学校的旧生，张建宗在天主教高主教书院读过书，许仕仁母校是皇仁，但他是天主教徒，唯一例外是就读过培正的唐英年。若把他们的教育及宗教背景说成是他们有结党，当然是过份解读，但这批高官的价值观及认知有多少遍共通之处，不得而知。至于清谈，其实等于避事，这点近年的高官有此倾向的，不在少有。历史上中国汉奸得多，印象中，高官中公然卖国的我想不出例子，但崇洋媚外的恐怕不能说没有。武官一般作风较为强悍，在生死关头中锻炼出来的人物，作决定时会较常人果断。此种特性正是今天香港社会所需，所以找武官出任要职是当前大势所趋，此种态度可能要维持十年八载或更长。不过，武官也并非无缺点，管治一个复杂社会，如何发展经济民生，也非他们所长，这些便是文官的帮助。也许中央对新任的政务司司长及保安局局长会有期望，并有步骤培养他们，使他们也能掌握文官的技能。中央原本对香港的期望是它维持成一个经济城市，能够保持繁荣稳定及在经济金融上对中国有贡献便可。但近年的发展已把情况弄得复杂，香港的任务除了经济金融外，还要顶得住外国势力的入侵，不致使香港变成颠覆基地。要做到这一点，统率香港政府的官员必须有作战的意识，而且要有坚强的意志，传统的AO恐怕条件不足。
从更高的历史视野看来，香港只是中国正在打的一场文明战争的其中一个战场。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能连绵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便是中华文明，埃、巴比伦、印度等文明与它们的古代文明早已无联系。中国不是没有外族的军事及文化入侵，但中华文明的强大吸纳力，就算有时会受到挫折，最终也能把外来的好东西消化掉变成自己的一部份。今天中华文明经历了几百年的韬光养晦后，似又找出了自己的一条路，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进步非凡，这是有些国家所难以容忍的。香港正是一个价值观与制度选择的战场，这战场重要，中央不会胡乱找人领军。
雷鼎鸣
特首选战在即，中央当前作此举措，不可能没有考虑到对选战产生的影响。细思之下，这次人事变动是一着进可攻退可守的高招。我们仍可假设中央尚未有既定的特首人选，一切仍要靠各有志者以自己的表现与政纲去争取，但连升三员猛将，已显出中央倾向做事果敢的人，更加以行动提醒众官员「为官避事平生耻」不止是说说而已。
在反黑期间，现届政府的窝囊应早已引起中央的不满，但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又不可能把AO都踢走，这如何是好？林郑后期表现有所进步，但是否足够，见仁见智。政府不少部门对黑暴引起的问题如何应对，依然拖泥带水，例如政务司司长属下的法援署胡乱批钱便引起大量社会中人的不满。倘若此种和稀泥的情况继续，对重建香港颇为不利，这是需要政治问责的，张建宗位居统率公务员的司长，便负有政治责任，去了他，换上一个强硬派，不但可以起震慑作用，而且可让林郑知道，若她不继续努力，需要下台，也不是没有人顶上，这对她会构成相当大的推动力。要知道，张建宗是不可能扮演林郑替代人角色的。
有了现在的新安排，特首竞选中作风硬朗的，选中的机会大增，梁振英、叶刘、李国章等，虽未明确表示出山，但他们的性格和作风较为合乎中央的期望，现再加上李加超与邓炳强，形势更加热闹。对李家超及邓炳强二人而言，升了职以后多了历练的机会，可让他们更熟习AO文官制度的运作。究竟几个月的历练是否足够，这倒要看看未来有无重大事件出现，邓炳强年纪轻，就算未来一年没有表现机会，仍来日方长，仕途灿烂。
这次的人事变动也突显出中央对治港官员的新思维，这涉及文官与武官的优缺点。香港政府的管治一向依靠明显属于文官的七百多名AO，这批人虽受过西式教育的影响，但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有进士学位的官僚颇有相似之处。在和平年代，亦即中国不需面对外族入侵的年代，士大夫有可能发挥到积极作用。但一旦有外来压力甚至战事，士大夫常会慌张失措，毫无应付能力。更有甚者，士大夫还有三样陋习：结党、清谈和当汉奸，历史学家雷海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有详情讨论。
社会中有人用上AO党一词，也许这说法稍为过火，但众AO同气相连，作风接近，我相信是有的。举个例子，回归以来的八位政务司司长有七人的背景十分接近，曾荫权、林瑞麟、李家超都是天主教华仁书院的旧生，陈方安生与林郑是天主教嘉诺撒修会所办学校的旧生，张建宗在天主教高主教书院读过书，许仕仁母校是皇仁，但他是天主教徒，唯一例外是就读过培正的唐英年。若把他们的教育及宗教背景说成是他们有结党，当然是过份解读，但这批高官的价值观及认知有多少遍共通之处，不得而知。至于清谈，其实等于避事，这点近年的高官有此倾向的，不在少有。历史上中国汉奸得多，印象中，高官中公然卖国的我想不出例子，但崇洋媚外的恐怕不能说没有。武官一般作风较为强悍，在生死关头中锻炼出来的人物，作决定时会较常人果断。此种特性正是今天香港社会所需，所以找武官出任要职是当前大势所趋，此种态度可能要维持十年八载或更长。不过，武官也并非无缺点，管治一个复杂社会，如何发展经济民生，也非他们所长，这些便是文官的帮助。也许中央对新任的政务司司长及保安局局长会有期望，并有步骤培养他们，使他们也能掌握文官的技能。中央原本对香港的期望是它维持成一个经济城市，能够保持繁荣稳定及在经济金融上对中国有贡献便可。但近年的发展已把情况弄得复杂，香港的任务除了经济金融外，还要顶得住外国势力的入侵，不致使香港变成颠覆基地。要做到这一点，统率香港政府的官员必须有作战的意识，而且要有坚强的意志，传统的AO恐怕条件不足。
从更高的历史视野看来，香港只是中国正在打的一场文明战争的其中一个战场。人类历史中，唯一一个能连绵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便是中华文明，埃、巴比伦、印度等文明与它们的古代文明早已无联系。中国不是没有外族的军事及文化入侵，但中华文明的强大吸纳力，就算有时会受到挫折，最终也能把外来的好东西消化掉变成自己的一部份。今天中华文明经历了几百年的韬光养晦后，似又找出了自己的一条路，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进步非凡，这是有些国家所难以容忍的。香港正是一个价值观与制度选择的战场，这战场重要，中央不会胡乱找人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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