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八口遭「灭门」 野猪扑杀量飙升惹关注

　　黄大仙上周发生野猪一家八口遭「人道处理」，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动物福祉与公共安全。渔护署数据显示，由2021年11月至今共扑杀2355头野猪；截至昨日（25日），今年已累计有151头，为近年同期新高。有关注团体期望当局公布停止扑杀的准则，并建议重推「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有动物保育机构提醒，野猪对生态有重要作用，建议加强公众教育及改善废物管理。渔护署回复本报称，国际间未有成功透过避孕或绝育措施有效控制野猪种群数量的先例，故不会考虑重启，并预计今年上半年完成检视野生动物的管理策略。

根据渔护署资料，若以全年计算，2022年捕捉及人道处理的野猪数量有292头，及后每年数字均有上升，至去年更增至723头。本报对比渔护署在2022年至2026年首3个月的数字，发现今年最新累计有151头野猪被扑杀，较2022年时的45头高出逾2倍。
议员倡绝育代替扑杀
　　近年，市区不时能看见野猪出没。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动物保育部主管艾加里指，野猪进入市区主要为觅食，许多位于城市边缘的村落及发展区垃圾管理不善，「野猪一旦知道哪里有容易取得的食物，就会反复回来，直到食物来源消失。」此外，林地边缘的围栏设计不佳，亦令野生动物难以返回野外，最终导致冲突。
　　随着人类与野猪距离拉近，平衡公共安全及保护动物成为课题。香港野猪关注组成员黄豪贤留意到，在黄大仙事件中的野猪没有攻击任何人，却仍遭扑杀，担忧若有关行动持续，或致野猪族群灭绝。
　　PETA亚洲善待动物组织倡议专员邓国辉亦关注，政府未说明须将野猪减至何种程度才属安全，质疑现行措施是否合乎比例原则及长远可持续性，公众无从得知当局「人道处理」的判断准则，「现行做法予人感觉更偏向行政便利，只要有市民举报，便『收到一单、杀一单』。」
　　渔护署回复本报称，去年及今年首3个月，分别接获4宗及2宗野猪伤人个案，较2022年时的36宗少。翻查资料，上月港铁乌溪沙站曾有野猪闯入，造成5伤。
　　艾加里指出，野猪一般只有当被人追赶、围堵，或有人大声叫喊，使其感到受威胁，才会攻击人类，「遇到带有幼崽的母猪时，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不过，他说若市民遵守不干扰、不喂饲等基本常识，风险通常是很低的。
渔护署：每年仍有逾千滋扰个案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分享，在地区接触的多数市民都愿意与野猪共存，当中部分人认为问题源于垃圾管理不善，主张用绝育、改善设施代替扑杀；仅少数支持政府应全面扑杀。
　　他认为，不应将「人道处理」当成常规的野生动物数量管控手段，只有在「个体动物正承受不可逆转的痛苦」或「对公众构成即时威胁」的情况下才使用，建议当局优先采取驱赶、绝育放回及栖息地改造等非致命方法。
　　渔护署表示，近年本港野猪滋扰问题逐步得到改善，野猪整体数目在2024年已减少至约900头；野猪滋扰黑点数目于2025年减至9个，减幅约79%。惟每年仍接获逾千宗相关个案，有必要持续推行捕捉及人道处理措施。
　　艾加里表示，渔护署曾咨询相关持份者及专家，制订清晰明确的指引，包括何时采取人道处理措施属适当，并已参考国际做法；与其他地区以狩猎或选择性捕杀管理野猪族群，香港的管理方式已相对克制。
　　他强调，探讨野猪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时，不应只看数量，其与人类互动时的距离及行为同样重要，即使只有少数进入市区道路及公共区域，也会构成安全问题。
　　艾加里续指，本港对野猪数量及其生态影响的研究并不充分，但渔护署移除的个体或已高度依赖人为食物来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应不大。他补充，过去的野猪数量曾远低于现时水平，但生态系统仍然发展成熟，生物多样性亦有所增加。
　　不过，他提醒野猪是生态系统及健康森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觅食时会挖松土壤，促进种子生长及传播，也是食物网的一部分，故政府需小心不要将其数量降至威胁族群的程度。
　　除了人道处理，渔护署亦开展了一系列以「全城唔喂」为主题的公众教育活动，并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打击人为喂饲野猪。截至本月19日，各部门共发出了453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透过传票检控共35宗个案；其中47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及2宗检控个案涉及非法喂饲野猪。
　　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修例后非法喂饲的情况有所改善，希望当局可以加强跨部门执法及教育市民，当遇到野猪应保持镇定，切勿主动走近及干扰。
改造边界设置预留缓冲区
　　然而，黄豪贤认为当局一方面呼吁市民不要喂饲，另一方面却用面包引诱野猪进行扑杀的做法，会让市民产生矛盾的观感，尤其是黄大仙事件中杀猪的行为，与教育尊重动物生命的目标相违。他建议采取较温和的方法，例如重推「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并增加资源投入教育，以多管齐下方式处理人猪冲突。
　　邓家彪则关注，目前宣传教育单向，较少解释为何喂饲是害了野猪。他建议可在野猪出没热点的屋邨、乡村设置「教育站」，向居民解释及派发实用指南。
　　他另建议，可参考内地及日本管理野猪政策，例如东京、大阪等城市以「栖息地管理」为核心，在城市边缘设置电围栏、改造农田边界，同时大规模推行「捕获—绝育—放回」，并严格管制城市厨余，减少野猪进入核心市区。他提到，深圳、广州等城市亦尝试规划生态廊道及「人畜缓冲区」，在新发展区预留野生动物通道，并种植野猪不喜爱的植物作天然屏障，从城市设计层面预防冲突。
　　渔护署表示，避孕和绝育的速度远远追不上野猪的繁殖速度，野猪一旦习惯被人喂饲，即使被搬迁到野外，仍会重返市区或民居向人索食，导致滋扰问题持续；国际间亦未有成功透过避孕或绝育措施有效控制野猪种群数量的先例，故不会考虑重启野猪「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
　　署方续指，正全面检视野生动物的管理策略，过程会参考内地及海外经验和咨询相关专家的意见，预计今年上半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