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新 - 警察与前线记者 | 猛料阿Sir讲古
香港警察与各大传媒一向关系密切，特别是与跑突发「特警线」的记者，更有女记者成为「警嫂」和当了警察。在探长年代，有记者穿刑侦常穿的便服，在腰间插一卷报纸使其隆起「扮CID」自由出入警署攞料（这些故事可在香港中环必列者士街2号香港新闻博览馆Hong Kong News-Expo看到，不在这里重复）。
80、90年代「特警线」记者郑炳华（飞仔华）就是当中的表表者，他与很多军装和便装人员非常稔熟，90年代，手提电话（大哥大）初出，因价钱非常昂贵，警队并未普遍使用，1992年荃湾中心广州楼剿匪引发猛烈枪战，CID探队需紧急增援，全赖「飞仔华」借出他的「大哥大」通知总部，飞虎队和冲锋队携带重装备增援，重创悍匪。后来他忆述：「跑突发『特警线』多年的我，经历过不少扣人心弦的惊险场面，而我最难忘的乃采访1992年飞虎队在荃湾中心剿匪行动；警匪驳火逾60枪，悍匪居高临下向地面警察抛掷手榴弹，我与多名探员身处现场，手榴弹在我们不到30米前爆炸，大家被吓得三魂没了七魄，情况非常危急，我被逼放弃拍摄精彩照片的机会，与探员齐『执生』撤退逃命。」
今天大家熟悉的「蓝帽子」这名字也是前线记者改的，在1969年因应PTU机动部队人员长时间穿头盔太辛苦，警帽又不方便携带，警队便发给每人一顶可折叠的「Beret贝雷帽」在休息时戴，偶尔被记者看到便把PTU冠以「蓝帽子」载于报章上，这名字不胫而走，连警队内部也称之为Blue Beret，而后来为了纪念二战英勇对抗日军的警察，把他们当时帽上遮太阳的三色小布放在蓝帽子的警章之下，一直沿用至今，这简单的3个字已代替了难记和难读的名称了。
而回归前的警队一向不重视中文，很多部门和行动等都只有英文名没有中文名，也造成空间让大家因工种便利而为不同英文冠以更贴切或有趣的中文名。Levington行动改为「犁庭扫穴」是「啜核」好例子。
Special Duties Unit（SDU）称为「飞虎队」也是记者改的，「飞虎队原是二战抗日的一队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俗称『飞虎队Flying Tigers』」。1984年宝生银行械劫案，SDU于2月5日攻入大坑浣纱花园贼巢，一战成名，成报以「飞虎队」称SDU，因而得名。
而另一例是「重案组」，在警队英文从来没有重、轻案之分，只有分区Division，区District、总区Region或更高层次总部Headquarters的O记（Organised Crime and Triad Bureau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等队/组，层次与案件严重性、广泛性和资源分配成正比。记者不易分清这安排，就索性把不是一般分区（值日队调查的，俗称「街症」）调查的称之为「重案」，有获特别重视的感觉，像医院的专科。
一般而言，警察与记者从来都是良好合作伙伴和战友，现今「警察传媒联络队」主动协助传媒采访，相信更能提升彼此的关系。
何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