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针——中国成功灭贫的背后
雷鼎鸣
2021-03-19 04:17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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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底，中国政府正式公布全国贫穷人口清零。在二○一二年中国订下绝对贫穷的标准，那时估计共有九千八百九十九万人属贫困人口，及八百三十二个县是贫困县，经过八年努力，现在两者都已清零了。
近亿人在八年内全部脱了贫，这是巨大的造福人类的成就，但若要更深入了解此事的意义及从中得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我们不可粗枝大叶，应该深究其贫穷的标准，所用的策略及背后的理论。
贫穷有所谓相对贫穷及绝对贫穷，相对贫穷通常是把人民收入的中位数打上一个折扣，低于这个标准的便叫贫困，例如按经合组织所用的标准，因为中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在二○二○年是二万七千五百四十元，中国的相对贫困线应订为此数的一半，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为一万三千七百七十元以下的，便属贫困。世界银行所用的标准低一些，是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一，即九千一百八十元。采用相对贫困线的地方，贫穷人口几乎绝不可能清零，因为就算人人收入上升，中位数及贫穷线同样会水涨船高，总会有人活在贫困线下。不过，联合国也订有绝对贫困的标准，现时是每天人均收入为一点九美元，大约等于每天十二点四元人民币，或每年四千五百二十元左右。
中国用的是绝对贫困线。二○一二年订在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二千三百元，到了二○二○年，则因购买力的变化，已改为每年约四千元。这比联合国标准的四千五百二十元低了百分之十三，这是否标准太低？这说法不对，因为中国的脱贫标准除了收入以外，还加上了一些条件：不愁吃不愁穿，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及住房安全，这些都涉及额外的经费。
我们长期生活在高收入的社会，很多人都不易感受到把近亿贫穷人口拉离贫穷陷阱的困难。在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多国人口的收入并非上升，而是停滞及甚至下降。据经济史大师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研究，从汉朝至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实质人均GDP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左右，二千多年才有这么一点点，可知脱离贫困陷阱是如何的艰巨。一九七九年经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获奖演讲《贫穷经济学》字字铿锵，当中有段说话，我记住了四十多年：「世上多数人都贫穷，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有关贫穷的经济学，便等于懂得经济学最重要的部份。世上大多数人都靠农业为生，所以我们若懂得农业经济学，便等于得悉大部份有关贫穷的经济学。」正因为这段说话，我读研究院时还特地修了几门农业经济学，这对帮助我了解中国的减贫策略，大有帮助。
按照舒尔茨的理论，帮助农民脱贫要先明白他们的行为规律。农民与其他人民一样，都十分理性，一样要面对不同的制约及有自己的偏好，用正规的经济学完全可解释他们的行为，反而文化背景等解释力很差。举个例子，印度的传统农民穷得要命，但他们常不肯投资改善生产力，反而会把一生积蓄用作「无用」之事上，婚嫁及丧礼会把积蓄用光用尽，但其原因不是文化习俗，而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在五十年代绿色革命出现后，农业科技有了新的进步，新的种子若有适当的灌溉及化肥，产量会大增，印度农民立时反应，把积蓄都用在水利及购买化肥之上。此等发现，与中国脱贫的经验也脗合。
中国脱贫的手段很多，内地有些很优房的电视纪录片也有记载。其中一条便是利用新科技去为农民制造致富的机会。一些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如何能与全国甚至世界的大市场连结起来？电商网便是其枢纽，但谁会懂得利用互联网为己脱贫？这需要一定的知识及意志。
这便又来到舒尔茨的理论。他是「人力资粗」这一概念的原创人，最为重视教育。政府或社会要做的，是要为包括农民的人民提供教育机会，但真正的教育，必须人民自己愿意努力，投资在自己的教育之上。他们在甚么条件下才有诱因耗费资源去学习？这需要让他们看到投资在教育上会带来可观的回报。内地的策略有电商赋能及扶贫兼要夫志，亦有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具体措施处处地方不尽相同，大抵是要善用现有环境，但亦与经济理念相符。例如，健康扶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寿命及健康改善，学习而来的知识会有更高的回报，可激励人民更好地学习。
解放初期，中国人民人均寿命不足三十五岁，今天则是七十七点三岁，试想若经十多年寒窗苦读，耗掉了生产的时间后，过不了几年便一命呜呼，谁还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接受教育？
中国脱贫之所以能够成功，我相信与近年新科技（例如电子支付、网购平台、快速运输及大数据）的井喷式发展及教育普及，以至铁路公路无远弗届，连穷山恶水一样可到有莫大关系。中国用的策略不是输血式的扶贫，而是为贫民创条件，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而使收入能不断上升，彻底打破跌入贫穷陷阱的宿命。授之与鱼不若授之以渔，中国刚脱了贫的人民，收入还会继续上升。
雷鼎鸣
近亿人在八年内全部脱了贫，这是巨大的造福人类的成就，但若要更深入了解此事的意义及从中得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我们不可粗枝大叶，应该深究其贫穷的标准，所用的策略及背后的理论。
贫穷有所谓相对贫穷及绝对贫穷，相对贫穷通常是把人民收入的中位数打上一个折扣，低于这个标准的便叫贫困，例如按经合组织所用的标准，因为中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在二○二○年是二万七千五百四十元，中国的相对贫困线应订为此数的一半，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为一万三千七百七十元以下的，便属贫困。世界银行所用的标准低一些，是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一，即九千一百八十元。采用相对贫困线的地方，贫穷人口几乎绝不可能清零，因为就算人人收入上升，中位数及贫穷线同样会水涨船高，总会有人活在贫困线下。不过，联合国也订有绝对贫困的标准，现时是每天人均收入为一点九美元，大约等于每天十二点四元人民币，或每年四千五百二十元左右。
中国用的是绝对贫困线。二○一二年订在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二千三百元，到了二○二○年，则因购买力的变化，已改为每年约四千元。这比联合国标准的四千五百二十元低了百分之十三，这是否标准太低？这说法不对，因为中国的脱贫标准除了收入以外，还加上了一些条件：不愁吃不愁穿，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及住房安全，这些都涉及额外的经费。
我们长期生活在高收入的社会，很多人都不易感受到把近亿贫穷人口拉离贫穷陷阱的困难。在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多国人口的收入并非上升，而是停滞及甚至下降。据经济史大师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研究，从汉朝至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实质人均GDP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左右，二千多年才有这么一点点，可知脱离贫困陷阱是如何的艰巨。一九七九年经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获奖演讲《贫穷经济学》字字铿锵，当中有段说话，我记住了四十多年：「世上多数人都贫穷，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有关贫穷的经济学，便等于懂得经济学最重要的部份。世上大多数人都靠农业为生，所以我们若懂得农业经济学，便等于得悉大部份有关贫穷的经济学。」正因为这段说话，我读研究院时还特地修了几门农业经济学，这对帮助我了解中国的减贫策略，大有帮助。
按照舒尔茨的理论，帮助农民脱贫要先明白他们的行为规律。农民与其他人民一样，都十分理性，一样要面对不同的制约及有自己的偏好，用正规的经济学完全可解释他们的行为，反而文化背景等解释力很差。举个例子，印度的传统农民穷得要命，但他们常不肯投资改善生产力，反而会把一生积蓄用作「无用」之事上，婚嫁及丧礼会把积蓄用光用尽，但其原因不是文化习俗，而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在五十年代绿色革命出现后，农业科技有了新的进步，新的种子若有适当的灌溉及化肥，产量会大增，印度农民立时反应，把积蓄都用在水利及购买化肥之上。此等发现，与中国脱贫的经验也脗合。
中国脱贫的手段很多，内地有些很优房的电视纪录片也有记载。其中一条便是利用新科技去为农民制造致富的机会。一些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如何能与全国甚至世界的大市场连结起来？电商网便是其枢纽，但谁会懂得利用互联网为己脱贫？这需要一定的知识及意志。
这便又来到舒尔茨的理论。他是「人力资粗」这一概念的原创人，最为重视教育。政府或社会要做的，是要为包括农民的人民提供教育机会，但真正的教育，必须人民自己愿意努力，投资在自己的教育之上。他们在甚么条件下才有诱因耗费资源去学习？这需要让他们看到投资在教育上会带来可观的回报。内地的策略有电商赋能及扶贫兼要夫志，亦有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具体措施处处地方不尽相同，大抵是要善用现有环境，但亦与经济理念相符。例如，健康扶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寿命及健康改善，学习而来的知识会有更高的回报，可激励人民更好地学习。
解放初期，中国人民人均寿命不足三十五岁，今天则是七十七点三岁，试想若经十多年寒窗苦读，耗掉了生产的时间后，过不了几年便一命呜呼，谁还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接受教育？
中国脱贫之所以能够成功，我相信与近年新科技（例如电子支付、网购平台、快速运输及大数据）的井喷式发展及教育普及，以至铁路公路无远弗届，连穷山恶水一样可到有莫大关系。中国用的策略不是输血式的扶贫，而是为贫民创条件，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而使收入能不断上升，彻底打破跌入贫穷陷阱的宿命。授之与鱼不若授之以渔，中国刚脱了贫的人民，收入还会继续上升。
雷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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