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针——死亡数据显示疫苗安全得很
雷鼎鸣
2021-03-12 04:18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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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执笔时，香港已有超过十万人接种科兴疫苗，占全港六十岁或以上人口百分之五。至今为止已有三人时序上在接种疫苗后死亡。复必泰刚开始接种，暂未有相关数据。
部份媒体大惊小怪，有意无意地暗示这些死亡个案与接种疫苗有因果关系。此种缺乏拜学求真态度与数据分析能力的低下对社会并无好处，有些港人受到误导，没有这么积极接种疫苗，不但会造成更多的人生病及死亡，而且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为甚么说部份传媒从业员缺乏科学态度与能力？但凡阅读一些重要事件的报道，我们总希望作者能有较深入的分析，而不是作一些即食面式的误导评述，有些基本的factcheck是要做的。在此事上，不查一查香港的各种死亡统计数据便作报道便是失职了。
根据统计处资料，香港约有二百万人在六十岁或以上，每一个年龄群的死亡率都有详细数据。六十岁以上的群组，二○一八年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点四五左右，当然年长的，例如八十五岁以上的，死亡率又高于六十左右的，不赘。据此推算，平均每年约四万九千人，每一星期约九百四十名六十岁以上的人死亡。既然这年龄群有百分之五的人已接种了疫苗，在一星期内，纯以机会率计算，在已接种疫苗的群组中，就算疫苗对生命毫无威胁，也「理应」有四十七人左右因其他原因而死亡。在接种疫苗的人数愈来愈多后，这个死亡数字还会继续上升。我们要解释的反而应是为何到目前只得三人死亡这么少。
这个解释也可十分简单，疫苗不是补药，没有养生成份，但能够行得走得去打针之人，虽然大多年过六十，绝大多数应不是卧床或有重病之人，所以死亡率低于长者中的平均值。看死亡个案，除了一人死因未明外，其余两人皆有严重疾病。
倘若打了针的那十万人中，在短期内远超过四十七人死亡，我们便应大为警惕，要搞清楚接种疫苗后死亡率是否会高于自然死亡率。到执笔之时，我们较严谨的说法只能是：疫苗会引致死亡这一假说并无根据。传媒若不查核数据便乱说，是没有负起社会责任了。
众所周知，现时所有疫苗都未有数据显示它们有甚么长期性的副作用，这些数据可能几年后才会有。但科兴等灭活性疫苗与久经考验的流感疫苗相似，所以被认为比较安全，但代价是有效率较低。不过，没有长远性的数据，并不构成不接种疫苗的根据。衞生署的说法倒是借用了经济学家的惯用语言：接种的预期效益大于代价，值得接种。
这说法内含两点要注意的细节。第一，尚不能排除疫苗在长期会有不良的副作用，但短期而言，似无证据证明副作用很大。第二，效益与代价都会因人而异。在欧美遍地皆病毒，打针的效益便远大于疫情受控了的中国，香港则介乎欧美与中国内地之间。在代价方面，有重病或年老衰弱的比身壮力健的大得多。就算总体而言，打针的效益大于成本，这并不意味对所有人而言都是这样，衰病之人应得医生同意方去打针。这好比运动对身体利大于弊，但有心血管病的人也可能在运动时猝死。若知道自己有隐疾，应自己小心，没有暗病的人更应接种，以达群体免疫，这可保护那些有暗病不能接种的人。所以打针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公众不明白接种疫苗的成本效益，本无奇怪，但传媒却应有责任提供更专业的报告，而不是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十年后，据不少分析预示，世界近半的职位会因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化等的出现而消失掉。今次部份传媒反映出的专业能力不足，正警示我们数量分析能力的缺乏，若无此种技能，很多人在未来的世界中会被淘汰，香港的教育体系应为此早作准备。
顺带一提，当港人望梅止渴，希望打了针后可到各处旅行时，世衞却宣布反对各国使用健康护照作旅行之用，理由是穷国人民不是不想接种，而是负担不起疫苗，不让他们旅行，是对穷人的歧视。我对世衞在医疗衞生上的专业贡献，一直佩服，对它保护穷人利益之心也认同，但在应否有健康护照或健康码的问题上，却不同意世衞这典型的左翼观点。这刚好违反了中国当年摆脱贫穷的关键措施，邓小平眼见中国人民人人皆穷，唯有用「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打破思想禁区，中国才富了起来，今天全国人民也完全脱贫。世界各国若不让已接种疫苗的人旅行，怎能使到经济复苏？经济停顿，穷国一样受累，更无人维护人民的健康与财富。
前科技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
雷鼎鸣
部份媒体大惊小怪，有意无意地暗示这些死亡个案与接种疫苗有因果关系。此种缺乏拜学求真态度与数据分析能力的低下对社会并无好处，有些港人受到误导，没有这么积极接种疫苗，不但会造成更多的人生病及死亡，而且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为甚么说部份传媒从业员缺乏科学态度与能力？但凡阅读一些重要事件的报道，我们总希望作者能有较深入的分析，而不是作一些即食面式的误导评述，有些基本的factcheck是要做的。在此事上，不查一查香港的各种死亡统计数据便作报道便是失职了。
根据统计处资料，香港约有二百万人在六十岁或以上，每一个年龄群的死亡率都有详细数据。六十岁以上的群组，二○一八年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点四五左右，当然年长的，例如八十五岁以上的，死亡率又高于六十左右的，不赘。据此推算，平均每年约四万九千人，每一星期约九百四十名六十岁以上的人死亡。既然这年龄群有百分之五的人已接种了疫苗，在一星期内，纯以机会率计算，在已接种疫苗的群组中，就算疫苗对生命毫无威胁，也「理应」有四十七人左右因其他原因而死亡。在接种疫苗的人数愈来愈多后，这个死亡数字还会继续上升。我们要解释的反而应是为何到目前只得三人死亡这么少。
这个解释也可十分简单，疫苗不是补药，没有养生成份，但能够行得走得去打针之人，虽然大多年过六十，绝大多数应不是卧床或有重病之人，所以死亡率低于长者中的平均值。看死亡个案，除了一人死因未明外，其余两人皆有严重疾病。
倘若打了针的那十万人中，在短期内远超过四十七人死亡，我们便应大为警惕，要搞清楚接种疫苗后死亡率是否会高于自然死亡率。到执笔之时，我们较严谨的说法只能是：疫苗会引致死亡这一假说并无根据。传媒若不查核数据便乱说，是没有负起社会责任了。
众所周知，现时所有疫苗都未有数据显示它们有甚么长期性的副作用，这些数据可能几年后才会有。但科兴等灭活性疫苗与久经考验的流感疫苗相似，所以被认为比较安全，但代价是有效率较低。不过，没有长远性的数据，并不构成不接种疫苗的根据。衞生署的说法倒是借用了经济学家的惯用语言：接种的预期效益大于代价，值得接种。
这说法内含两点要注意的细节。第一，尚不能排除疫苗在长期会有不良的副作用，但短期而言，似无证据证明副作用很大。第二，效益与代价都会因人而异。在欧美遍地皆病毒，打针的效益便远大于疫情受控了的中国，香港则介乎欧美与中国内地之间。在代价方面，有重病或年老衰弱的比身壮力健的大得多。就算总体而言，打针的效益大于成本，这并不意味对所有人而言都是这样，衰病之人应得医生同意方去打针。这好比运动对身体利大于弊，但有心血管病的人也可能在运动时猝死。若知道自己有隐疾，应自己小心，没有暗病的人更应接种，以达群体免疫，这可保护那些有暗病不能接种的人。所以打针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公众不明白接种疫苗的成本效益，本无奇怪，但传媒却应有责任提供更专业的报告，而不是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十年后，据不少分析预示，世界近半的职位会因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化等的出现而消失掉。今次部份传媒反映出的专业能力不足，正警示我们数量分析能力的缺乏，若无此种技能，很多人在未来的世界中会被淘汰，香港的教育体系应为此早作准备。
顺带一提，当港人望梅止渴，希望打了针后可到各处旅行时，世衞却宣布反对各国使用健康护照作旅行之用，理由是穷国人民不是不想接种，而是负担不起疫苗，不让他们旅行，是对穷人的歧视。我对世衞在医疗衞生上的专业贡献，一直佩服，对它保护穷人利益之心也认同，但在应否有健康护照或健康码的问题上，却不同意世衞这典型的左翼观点。这刚好违反了中国当年摆脱贫穷的关键措施，邓小平眼见中国人民人人皆穷，唯有用「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打破思想禁区，中国才富了起来，今天全国人民也完全脱贫。世界各国若不让已接种疫苗的人旅行，怎能使到经济复苏？经济停顿，穷国一样受累，更无人维护人民的健康与财富。
前科技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
雷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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