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针——科技进步对制度的冲击
雷鼎鸣
2020-08-07 04:17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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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初香港的反对派发动了一次立法会「初选」，现在虽因立法会选举延期一年而失去作用，但此事件背后却触及一个更深层次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今天的社会制度及价值观是否与日新月异的科技脱了节？
那次的「初选」自有其不公之处。我以前多次撰文指出，任何的选举都可被操控。以这次为例，通过互联网发动群众「初选」，本身便大有问题。互联网能够动员的，主要是某一类特定群组，投票主要靠他们，自然对某些人有利。其实不对他们胃口的，若有参与最后的大选，也未必败北，但这批人却一早便在筛选中被踢了出局。本来，按照经济学一些早经严格证明的定理，选举有人操控是几乎不可避免之事，但某些人利用了先进的科技去大规模地操控，另一些人却没有，这便构成了不对称的战争。从前没有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此等威力巨大可不公平地影响选举结果的工具，民主制虽也可操控，但操控时总没有这么有效率，但既然已有了这些新科技，旧的选举制度是否也要调整一下，加入新的有针对性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历史的常态。在新的科技下，旧的制度与价值观，是否已过时？沿用旧制度或价值观处理世事，只是在刻舟求剑。大量例子可说明，在科技不断进步这常态下，我们必须有开放的态度，上下求其索，不断找出最适合的新制度。科技与制度及价值观起冲突的例子很多，以下只讲几个。
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冲击，绝不止于上文所谈到的投票选举。社会中早已出现的回音廊现象，即意见相同的人群聚在一起，排斥他人，日久有功，大家分党分派，观点走向极端，社会撕裂严重，充满仇恨，民主投票解决不了这问题。若无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仇恨言论不会这么普遍。在此形势下，言论自由依然重要，但西方社会的现有制度面对着社会撕裂却是束手无策，她们的制度需否我们反思一下？
现代讯息发达，大数据愈来愈重要。香港及内地城市遍布天眼，人人的行踪常可进查得到，私隐不保。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较为重视私隐，中国人却不当一回事。放弃部份私隐可换来更好的治安，不这么看重私隐的国家是否会更安全一点？在大数据年代，不少国家出现了个人的社会信用评分，我们每人过去是否有欠债不还，作奸犯科，或是诚实忠信，童叟无欺，可能都被记录在案，化成社会信用分数，分数高的，信贷较为容易。
有了此种制度，信贷风险减低，中国的金融科技可以快速发展，西方社会中虽然也有个人的信用评级，但有不少人认为这违反了他们重视私隐的价值观。私隐权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不及西方社会，也许这反会帮助中国更能利用大数据去发展金融科技，帮助经济增长。
斯诺登几年前揭发了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的人民与政要，一直都有利用先进的科技去暗中监视，我们的电话通话、电邮、社交媒体发表的意见，早已纳入美国有关当局的大数据中。若西方社会真的这么重视私隐，自然会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十分反感。不过，现时国际上的制度对此却似乎除了抗议几句外，仍是无可奈何，若要反制，大多数国家科技能力也不足够。华为的5G可减少遭到美国监视的风险，所以美国政府对华为很想赶尽杀绝。高科技秘密监视外国人民，就算是不重视私隐的国家也不会高兴，但现时国际上的制度，却未有有效的制裁方法。
在香港及世界上不少社会，某些专业都盛行自我保护主义，以减少竞争，替自己营造垄断利润，医生、律师，或会计师等，都有通过各种方法限制外来的竞争，保障自己的饭碗，例如，内地派医疗团队来港扩大检疫的能力，分明对港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会有人反对。不过，此等保护主义制度一样可能顶不住科技进步的冲击。人工智能、机械人等新科技一、二十年后可带来强力的竞争，打破专业界的垄断局面。既然最强的大脑也会轻易在围棋中败给电脑，那么在法庭中律师败给人工智能，医生断症及做手术及不上电脑，也是早晚之事。行业间的保护主义，将来恐怕会在新科技的冲击下，逐一土崩瓦解。
中国百多年前因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而有多次争论，要否全盘西化还是洋为中用等等。此种辩论其实今天仍未止息，应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便是中西文化论战的一个延续。但从中国历史看来，中国其实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改动加入中国元素，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受欢迎，但它又被中国化，变为襌宗。马列主义来到中国又变为毛泽东思想。近年中国吸纳并发展了大量新科技，社会的每个环节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制度，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便是一例，但可肯定，中国不会全盘照搬西方的制度。
雷鼎鸣
那次的「初选」自有其不公之处。我以前多次撰文指出，任何的选举都可被操控。以这次为例，通过互联网发动群众「初选」，本身便大有问题。互联网能够动员的，主要是某一类特定群组，投票主要靠他们，自然对某些人有利。其实不对他们胃口的，若有参与最后的大选，也未必败北，但这批人却一早便在筛选中被踢了出局。本来，按照经济学一些早经严格证明的定理，选举有人操控是几乎不可避免之事，但某些人利用了先进的科技去大规模地操控，另一些人却没有，这便构成了不对称的战争。从前没有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此等威力巨大可不公平地影响选举结果的工具，民主制虽也可操控，但操控时总没有这么有效率，但既然已有了这些新科技，旧的选举制度是否也要调整一下，加入新的有针对性的制约？
科技进步是历史的常态。在新的科技下，旧的制度与价值观，是否已过时？沿用旧制度或价值观处理世事，只是在刻舟求剑。大量例子可说明，在科技不断进步这常态下，我们必须有开放的态度，上下求其索，不断找出最适合的新制度。科技与制度及价值观起冲突的例子很多，以下只讲几个。
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冲击，绝不止于上文所谈到的投票选举。社会中早已出现的回音廊现象，即意见相同的人群聚在一起，排斥他人，日久有功，大家分党分派，观点走向极端，社会撕裂严重，充满仇恨，民主投票解决不了这问题。若无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仇恨言论不会这么普遍。在此形势下，言论自由依然重要，但西方社会的现有制度面对着社会撕裂却是束手无策，她们的制度需否我们反思一下？
现代讯息发达，大数据愈来愈重要。香港及内地城市遍布天眼，人人的行踪常可进查得到，私隐不保。西方社会的价值观较为重视私隐，中国人却不当一回事。放弃部份私隐可换来更好的治安，不这么看重私隐的国家是否会更安全一点？在大数据年代，不少国家出现了个人的社会信用评分，我们每人过去是否有欠债不还，作奸犯科，或是诚实忠信，童叟无欺，可能都被记录在案，化成社会信用分数，分数高的，信贷较为容易。
有了此种制度，信贷风险减低，中国的金融科技可以快速发展，西方社会中虽然也有个人的信用评级，但有不少人认为这违反了他们重视私隐的价值观。私隐权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不及西方社会，也许这反会帮助中国更能利用大数据去发展金融科技，帮助经济增长。
斯诺登几年前揭发了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的人民与政要，一直都有利用先进的科技去暗中监视，我们的电话通话、电邮、社交媒体发表的意见，早已纳入美国有关当局的大数据中。若西方社会真的这么重视私隐，自然会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十分反感。不过，现时国际上的制度对此却似乎除了抗议几句外，仍是无可奈何，若要反制，大多数国家科技能力也不足够。华为的5G可减少遭到美国监视的风险，所以美国政府对华为很想赶尽杀绝。高科技秘密监视外国人民，就算是不重视私隐的国家也不会高兴，但现时国际上的制度，却未有有效的制裁方法。
在香港及世界上不少社会，某些专业都盛行自我保护主义，以减少竞争，替自己营造垄断利润，医生、律师，或会计师等，都有通过各种方法限制外来的竞争，保障自己的饭碗，例如，内地派医疗团队来港扩大检疫的能力，分明对港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会有人反对。不过，此等保护主义制度一样可能顶不住科技进步的冲击。人工智能、机械人等新科技一、二十年后可带来强力的竞争，打破专业界的垄断局面。既然最强的大脑也会轻易在围棋中败给电脑，那么在法庭中律师败给人工智能，医生断症及做手术及不上电脑，也是早晚之事。行业间的保护主义，将来恐怕会在新科技的冲击下，逐一土崩瓦解。
中国百多年前因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而有多次争论，要否全盘西化还是洋为中用等等。此种辩论其实今天仍未止息，应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便是中西文化论战的一个延续。但从中国历史看来，中国其实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改动加入中国元素，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受欢迎，但它又被中国化，变为襌宗。马列主义来到中国又变为毛泽东思想。近年中国吸纳并发展了大量新科技，社会的每个环节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制度，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便是一例，但可肯定，中国不会全盘照搬西方的制度。
雷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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