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仑港——疫情尽显日本保守主义

  日本处理疫情方法受到国内外非议,反映日本政治及文化缺陷。一向以来,日本是一个阶级辈份观念极重的家长式社会,企业或团体晋升机会,不一定是论功行赏,而是论资排辈居多,形成许多日本年轻人缺乏上流机会。于抗疫方面,厚生劳动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姿态,并且不尊重专家意见,充份反映日本人这种根深柢固的性格及社会文化,因为日本人注重团体服从性。
  日本经历迷失二十年后,继续进入一个迷失状态,连正常应对疫情的能力也迷失方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银行由于没有采取预防性金融紧缩政策而饱受批评,但中央银行职责本是对物价进行监管调控,相对顽固不灵活的日本人,认为资产价格并不包含在物价指数里面。在当时泡沫经济时期,大家普遍心态就如股市到顶时,觉得还是会继续上涨。
  经常去日本旅行的朋友都知道,日本人是很讲纪律守秩序及按本子办事,缺乏「执生」本能,这个「本子」实际上只是前人订立的规矩政策。一个军国主义及官僚主义强横的国家,自然不懂得灵活处理事情,甚至在疫情扩散的高风险严峻环境下,仍然保守固执。
  拥有自由民主的选举制度,并不代表相应拥有自由民主的民族思维,制度可以是民主,但民族思维一样可以是服从性强的集体主义。在右翼保守派长期当权下,只懂得用量化宽松的政策,意图刺激国内经济,但忽略了这种民族保守精神,才可能是经济长久不起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策略研究所所长
詹剑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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