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点评——新时代到来 清除叛国者
卢永雄
2020-11-19 04:17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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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日前的讲话，发放了大量信息。
张晓明的讲话在解答一个问题：为何人大常委会要在短短半年内作出三次重大决定（制定国安法、延后香港选举，定出DQ标准）？张晓明给出「爱国」这个答案。弦外之音是香港的政权机构，有人叛国。
中央高官提出「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为甚么要将焦点放在「爱国」这个标准之上呢？看来有几个原因。第一、针对叛国者。叛国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罪行，在法律上的要求相当严格。香港的法律源于英国，初时只是普通法的案例。英国议会最早于一三五一年通过《叛国罪行法令》，当时的叛国罪被广泛界定为对国王不忠，惩罚相当严厉。后来慢慢演变成向国家发动战争，或在战争时协助或教唆外敌，才算触犯判国罪。香港《刑事罪行条例》中的叛逆罪亦类似，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发动战争，或者鼓动外国人以武力入侵中国，或协助交战中的公敌，才算触犯叛逆罪。
但是，即使没有触犯刑事罪行，仍有很多向外国投诚、背叛国家的行为，应予以严厉谴责。中央认为这些叛逆份子，不能容许加入政权机构。
此前选举主任DQ黄之锋的参选资格，当时只考虑他所属的香港众志，是否以港独作为政纲，以及他本人是否同意那些政纲。但事实上，黄之锋多次到美国游说美国制裁中国及香港，甚至把选举主任名单交给予美国，要求美国制裁选举主任。这很明显是背叛国家的行为，即使没有触犯刑事罪行，亦应予以严厉谴责。
第二、国际环境剧变。随著中国经济急速冒起，中国的GDP已经是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八，美国已感受到中国的挑战。在二○一七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的矛盾急速放大，已经去到一个剑拔弩张的阶段。特朗普除了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之外，也大力支持台湾与大陆抗衡。香港也变成另一只美国进袭中国的棋子。在中美关系如此恶劣的时候，投向对敌方，攻击自己的国家，这明显是一个叛国的行为。
关上房门，在国家内争取民主自由，与借助外国势力，甚至以外国势力制裁作为要胁，逼迫中央给予香港全面的民主自由，本质上是两码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分别。
第三、香港问题，早已定性。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国家治理体制，当中也涉及香港的治理问题。当时会议决议提到两点，第一是「完善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这项决议，有将人大释法常态化的味道。
第二是「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犹记得四中全会刚召开之后，我与一位前高官见面，和他讨论四中全会这项决议，我问他如何看人大常委会直接为香港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而毋须等待香港的立法会立法。这讲法似乎超出了前高官的想像，他回答说：「这种做法不可行，订立的法例也无法执行。」我当时说：「如果国内照用香港法律起草模式，详列有关罪名的定义、内容和罚则，为何不可执行呢？」事情后来的确如此发生。结果人大常委会在今年六月为香港制订《港区国安法》。
如今看来，中央去年十一月四中全会，已经为处理香港的问题拍板定案。这也是我一直讲的「非A方案」。
香港已经变成一团乱麻，必须快刀斩之，重新确立一个治理体制，才可以拨乱反正。这个「破」的过程，不是香港人惯见的做法，部份人会觉得不可行。然而，那些人认为可行的方式，行了二十三年，不但不成功，而且局面愈搞愈乱。中央深明，如果让香港沿着旧路前进，香港势将变成美国对付中国的一只棋子。中央的决策只能改变，采取「非A」模式，过去香港反对派认为最不应做的事，就刻意去做。
不能破，就不能立。结果出现人大常委会在六个月之内做了三个重大决定，当中的核心理念，就是不但要将叛国者清除出政权机构之外，如果他们在社会上宣扬港独和推翻中央的思想，特别是投靠外国进行这些行为的话，就要以刑事追究。
新时代已经到来。香港从政者要重申认识新形势。过去，「爱国」这议题，即使是建制派亦好像羞于启齿，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老土、很过时、很专制。新时代要大讲「爱国」，就是因为香港有太多的叛国者。如果不认清这个现实，香港人从政的道路，只会愈走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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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雄
张晓明的讲话在解答一个问题：为何人大常委会要在短短半年内作出三次重大决定（制定国安法、延后香港选举，定出DQ标准）？张晓明给出「爱国」这个答案。弦外之音是香港的政权机构，有人叛国。
中央高官提出「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为甚么要将焦点放在「爱国」这个标准之上呢？看来有几个原因。第一、针对叛国者。叛国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罪行，在法律上的要求相当严格。香港的法律源于英国，初时只是普通法的案例。英国议会最早于一三五一年通过《叛国罪行法令》，当时的叛国罪被广泛界定为对国王不忠，惩罚相当严厉。后来慢慢演变成向国家发动战争，或在战争时协助或教唆外敌，才算触犯判国罪。香港《刑事罪行条例》中的叛逆罪亦类似，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发动战争，或者鼓动外国人以武力入侵中国，或协助交战中的公敌，才算触犯叛逆罪。
但是，即使没有触犯刑事罪行，仍有很多向外国投诚、背叛国家的行为，应予以严厉谴责。中央认为这些叛逆份子，不能容许加入政权机构。
此前选举主任DQ黄之锋的参选资格，当时只考虑他所属的香港众志，是否以港独作为政纲，以及他本人是否同意那些政纲。但事实上，黄之锋多次到美国游说美国制裁中国及香港，甚至把选举主任名单交给予美国，要求美国制裁选举主任。这很明显是背叛国家的行为，即使没有触犯刑事罪行，亦应予以严厉谴责。
第二、国际环境剧变。随著中国经济急速冒起，中国的GDP已经是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八，美国已感受到中国的挑战。在二○一七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的矛盾急速放大，已经去到一个剑拔弩张的阶段。特朗普除了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之外，也大力支持台湾与大陆抗衡。香港也变成另一只美国进袭中国的棋子。在中美关系如此恶劣的时候，投向对敌方，攻击自己的国家，这明显是一个叛国的行为。
关上房门，在国家内争取民主自由，与借助外国势力，甚至以外国势力制裁作为要胁，逼迫中央给予香港全面的民主自由，本质上是两码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分别。
第三、香港问题，早已定性。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国家治理体制，当中也涉及香港的治理问题。当时会议决议提到两点，第一是「完善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这项决议，有将人大释法常态化的味道。
第二是「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犹记得四中全会刚召开之后，我与一位前高官见面，和他讨论四中全会这项决议，我问他如何看人大常委会直接为香港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而毋须等待香港的立法会立法。这讲法似乎超出了前高官的想像，他回答说：「这种做法不可行，订立的法例也无法执行。」我当时说：「如果国内照用香港法律起草模式，详列有关罪名的定义、内容和罚则，为何不可执行呢？」事情后来的确如此发生。结果人大常委会在今年六月为香港制订《港区国安法》。
如今看来，中央去年十一月四中全会，已经为处理香港的问题拍板定案。这也是我一直讲的「非A方案」。
香港已经变成一团乱麻，必须快刀斩之，重新确立一个治理体制，才可以拨乱反正。这个「破」的过程，不是香港人惯见的做法，部份人会觉得不可行。然而，那些人认为可行的方式，行了二十三年，不但不成功，而且局面愈搞愈乱。中央深明，如果让香港沿着旧路前进，香港势将变成美国对付中国的一只棋子。中央的决策只能改变，采取「非A」模式，过去香港反对派认为最不应做的事，就刻意去做。
不能破，就不能立。结果出现人大常委会在六个月之内做了三个重大决定，当中的核心理念，就是不但要将叛国者清除出政权机构之外，如果他们在社会上宣扬港独和推翻中央的思想，特别是投靠外国进行这些行为的话，就要以刑事追究。
新时代已经到来。香港从政者要重申认识新形势。过去，「爱国」这议题，即使是建制派亦好像羞于启齿，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老土、很过时、很专制。新时代要大讲「爱国」，就是因为香港有太多的叛国者。如果不认清这个现实，香港人从政的道路，只会愈走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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