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马威：私烟销量激增265% 两度增烟税助长私烟 学者忧令年轻烟民「一世都无食过完税烟」 瓦解现有控烟机制

《财政预算案》发表在即，再次引起加征烟草税的关注。然而，有研究指烟草税高昂是导致香港私烟泛滥的关键原因之一。政府于2023年及2024年两度调高烟草税，合共增加73.5%，但税收却较2022年下跌32.4%。与此同时，私烟销售量激增至12亿支，升幅达265%。有学者忧虑过度加税不仅令控烟边际效益递减，更可能导致私烟问题更严重，甚至令年轻人首次吸烟即接触不受规管产品，换言之「一世都无食过完税烟」，彻底瓦解既有控烟机制。学者强调加税控烟的初衷良善，但若忽略市场反应与跨境价差，或将带来财政损失、黑市扩张及社会隐患等多重打击。

107动力联同《亚洲周刊》举办「2026香港公共财政论坛」。多位与会的学者与行业专家一致指出，特区政府在面临财政压力时，必须审慎推行税制改革，强调政策制定需在财政稳健、市民福祉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以避免因盲目加税引发不可预见的社会负面效果，进而损害香港作为低税率经济体的长期发展前景。与会专家指出，若税务调整缺乏周详设计，往往适得其反，例如早前大幅调升烟税后，吸烟率并未如预期显著下降，反而造成税收下跌及私烟问题日益猖獗，充分显示出错误的税务政策，可能对社会及库房造成双重打击。有讲者认为，盲目增加个别税项，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负面效果。

私烟贸易全球共通难题 港烟税飙升惟烟民稍降
毕马威亚太区消费品零售行业主管Anson Bailey在论坛上发布一份以《Illicit Cigarette Assessment in Hong Kong》为题的研究。指出非法香烟贸易在全球持续存在，香港亦不例外。「尽管各地在监管制度与市场结构上有差异，非法香烟在许多国家的总消费中仍占有相当比例，而非法香烟的规模与组成会随着价格、税收、产品供应情况以及执法力度的变化而迅速调整。」Anson Bailey剖析指，政府于2023年及2024年分别调升烟税31.5%及31.9%，两次加税共计达73.5%。然而，加税并未促使吸烟人口显著下降，烟民数目保持稳定，2023年每日吸烟人数仅较2021年微跌0.7%，约为57.73万人，距离政府目标吸烟率7.8%仍有很大距离。

从7.4%到36%  私烟市场份额3年暴涨
可是，Anson Bailey引述数据指，由于完税烟价格过高，导致香港2024年完税烟销售量较2022年大幅下降48.1%；同期政府烟草税总收入也减少了26亿元，跌幅达32.4%。与此同时，毕马威研究指出，期内非法私烟销量则激增265%，市场份额由7.4%飙升至36%，非法私烟中的「白牌烟」占比从2022年的16.6%跃升至2024年的63.6%，反映加税后白牌烟的吸引力显著提高。Anson Bailey续指，毕马威在全球各地均采用一致的方法论进行计算，数据显示本港非法私烟的比重正持续上升，完税烟与非法私烟消费之间的此消彼长，差异极为明显，这亦可被视为税制调整所带来的其中一项非预期后果。

加税制造吊诡后果 烟税「因加得减」
香港智明研究所总监许桢分享《公共财政政策的非原先设想的后果：从烟草税到印花税》报告，提醒政策制定者须警惕增税措施可能引发的社会连锁反应。他认为，「近年港府透过加税、加税种来左右市场，却引发社会不同持份者的讨论，甚至出现『非原先设想的后果』。因为无论政府的意图多么良善，对自由市场和自发秩序的干预，可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结果。」

许桢举例，远的有美国1919年的禁酒令，近的有香港过去十多年来数次引用的「楼市辣招」、因加得减的股票印花税、及边际效益递减的烟税，都显示政策结果与政府原意大不相同。其中「楼市辣招」及股票印花税都已相继取消及还原。然而烟税大幅增加后，烟税收入大幅下跌，私烟泛滥越趋严重并助长黑市，问题则延续至今。

过度加税招恶果 固有控烟机制失效
许桢指出税收是具阶级性的，「随着烟税日高，因应各自收入、消费水平不同，部分烟民对价格的敏感度变弱，部分烟民就会转向依赖其他廉价的替代品。而当烟税升穿临界点，会让更多烟民转买私烟。」他认为，在吸烟率已低于10%，再透过加税等方式控烟的边际效益存疑，反而风险更高，亦会减少政府税收。

许桢更担忧私烟问题恶化会影响年轻烟民，「不排除在可见将来甚至眼前，部分收入有限的巿民、如中小学生、青少年，首次吸食香烟已是非法私烟或其他不受规管的产品，亦即未成年烟民和吸烟行为的地下化，对完税烟的价格缺乏敏感度，令政府的固有控烟机制失效。」

许桢强调，「过度依赖加税作为政策工具，容易造成市场扭曲与地下经济扩张：和周边地区税差异放大黑市风险，引发犯罪与腐败。因此，政府应该重新检视现行烟草税水平，并分阶段下调税率，缩窄已完税香烟与私烟的价差。」

港式「鲍士民效应」 从巴士安全带到私烟泛滥
百家塔政策研究所联合创办人兼经济研究总监徐家健则从《市场管制的税务含意》出发，论述政府管制与税源稳定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以近期社会热议的「巴士强制安全带」为例，指出巴士发生意外时，重伤乘客中企位客占59%，死亡者中企位客更占逾七成，而强制安全带反会令企位乘客增加，发生意外的伤亡风险有增无减。经济学概念中有一个「鲍士民效应」，是指安全措施让人感觉更安全后，反而增加冒险行为，抵销部分安全效益。今次「巴士强制安全带」事件，正是港式「鲍士民效应」适得其反的例子。

徐家健又指出，「香港烟税一次又一次大幅上升后，吸食完税烟的替代行为并非戒烟，而是吸食来历不明风险更高的私烟，结果就是烟税收入由加税前高峰的81亿元下跌至加税后的38亿元，而海关打击私烟成本亦有增无减，这与增加股票印花税打击了高频交易；楼市辣招鼓励了炒舖炒写字楼；禁另类烟放弃另类烟税收；禁加味烟将会进一步鼓励私烟，都是港式「鲍士民效应」的『愈管愈见穷』。」他呼吁政府，应该透过「去管制」改善公共财政，并灵活运用需求定律，让公共财政更健康。

烟民意见

梁先生（烟龄25年）
「我每日约食1包烟，近年加烟税对我的影响不大，但我有不少朋友已转食私烟了。其实烟民明知吸烟有害，但若政府只用加重税的方法来控烟，结果并不似预期，反而把未能负担完税烟的人推向私烟市场。极端一点，政府不如干脆把烟列为违禁品，彻底剥夺我的抽烟权利好了，到时我便可以下定决心戒烟了。」
 

林先生（烟龄10年）
　　「近年我的吸烟量减少了，每日约食5至6支烟，但并非因为加烟税，而是年纪大，开始关注健康。政府加烟税，除了助长私烟巿场，香港一包香烟售价远高于内地两至三倍，旅客只可带19支香烟过关，亦削弱部分国内烟民的访港意欲。年初我去伦敦，发现许多人转食电子烟，但香港的电子烟法例又严格，希望少一点干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