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已跃升为气候领域全球领导
发布时间：03:00 2026-01-01 HKT
气候变暖向来是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各国推进气候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联合国公开抨击气候政策与可再生能源，直言全球暖化是「骗局」。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何国俊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直指，此类言论实质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进一步分析，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印度的选择，其中中国已跃升为气候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尽管气候治理前路困难重重，但他认为并非无解，若能将清洁能源价格压低至低于化石能源，并进一步拉大价差，通过经济理性驱动选择转型，气候问题便能得到解决。
何国俊称，中国在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工业电气化等领域发挥领导和提供方案的双重作用，是气候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中国因「缺油少气」，化石能源储量跟不上消耗量，发展新能源便是一个理性的战略。过去十年，中国充分发展新能源，令其价格具竞争力，如今光伏发电价格已低于化石能源，实现了清洁环保、保障能源独立及助力国际影响力输出的「一石三鸟」效应。
美气候政策随党派更迭摇摆
反观美国，其气候政策总体呈周期性变化，更多是以政治议程主导，无论是对《巴黎协定》的反复进退，还是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态度转变，都是随党派竞争更迭而摇摆。这种不稳定性导致相关领域的投入难以持续，不利于行业发展。他直言特朗普此前称气候变化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就是希望在舆论场上引发争议，延缓转型，令传统化石能源获利。而站在美国自身角度，作为一个本身拥有丰富页岩油气储量和开发技术的国家，若不及早开发出售，未来可能面临资源贬值无用的风险。
在何国俊看来，全球变暖是毋须争辩的事实，无论参考哪种数据，都显示过去几百年全球温度不断上升，而2024年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年」。他进一步解释，气候变化要看时间尺度，若以几十亿年的尺度观察，地球气候冷暖变化主要取决于地核活动与太阳辐射强度等，确实存在比现在更热或更冷的时期；但聚焦过去几百年，太阳辐射、地心活跃程度等自然指标并无明显波动，排除所有自然变量后，人类活动无疑是主要因素；且科学实验早已指出，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和全球气温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就像「吸烟致癌」这件客观的事情，也「曾被烟草公司否认数十年」，因此要看到科学的普及会受到很多利益集团的抹黑，模糊大众认知。
需防范生态系统「临界点」
《巴黎协定》过去的目标是全球气温增长维持在1.5度以内，何国俊坦言，此目标已很难实现。若要达成1.5度目标，不仅需要全球范围内迅速减排、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全面推广新能源，还需解决二氧化碳存量污染的问题。因二氧化碳自然吸收速度极其缓慢，需快速实现BECCS（生物能源与碳捕集与封存）等负排放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这一期望并不切实际，现在讨论的目标已转向如何将升温控制在2度甚至2.5度以内。
不过他强调，一定范围内的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而言尚可接受，虽会带来部分经济损失，但并非毁灭性打击，需防范的是生态系统的「临界点」，一旦突破临界点，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服务功能崩溃等不可逆后果。现在要做的是尽量减缓全球变暖速度，只要离「临界点」还有一定距离，人类社会仍可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全球气候治理有三大困难
何国俊总结，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仍面临三大困难。首先，传统化石能源存量充沛、价格低廉，因此从经济诱因角度来讲，存在「绿色悖论」，也即越明确化石能源的淘汰时间，资源拥有者越倾向于短期开发出售，供应量增加进一步拉低市场价格，反而加剧碳排放，阻碍新能源的替代进程。
其二，各国受气候变化影响差异悬殊，利益诉求难以协调。如北欧、加拿大等靠近北极的国家，可以从全球变暖中获益，能有更多适合人类居住的沃土；而如中美大国，轻微的气候变化或使得一部分地区受益、一部分受损，因此总体影响不大；南亚、非洲等赤道周围国家，及太平洋岛国则面临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有钱解决问题的国家受影响较小，急需帮助的国家却缺乏资源与技术，最后就落脚到中国和印度如何选择，基本决定世界未来的全球温度走向。
其三，减排需要节能降耗，而适应气候变化却需要更多能源支持，如贫困地区普及空调应对高温需要用能，这实质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权衡。从人类的时间偏好来看，人们往往会优先保障当前生存与发展需求。
不过，何国俊认为这并非无解。首要是技术突破，通过持续创新将清洁能源连同储能等配套环节的成本进一步压低，使其价格低于化石能源，从根本上化解「减排」与「适应」的矛盾。此外，可以通过实施碳定价，将二氧化碳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纳入成本中，拉大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的价差，加速新能源替代进程。最后是推动公众参与，消除普遍存在的如「清洁能源占比越高，电价越贵」的认知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