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针——深圳先行示范区与香港

雷射针

雷鼎鸣

2020-10-16 04:17 HKT

阅讀更多

生活专栏

內容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四十周年纪念，习近平再次南巡并参与纪念大会，事前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一份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改革试点方案，勾划了二○二○至二○二五年深圳发展的思想与方向。如此高的规格，显示了这不但是深圳而且是全国性的国策，港人可从中得到甚么微言大义？
　　有几点要注意。首先是「先行示范区」这个概念在经济学界中，过去数十年有一个叫「特许城市」（Charter City）的说法，主要是前年经济诺贝尔奖得主罗默（Paul Romer）所推动的。罗默认为，世界银行及西方国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过去都起不到多大的正面作用，所以他建议一些国家不如划出一小块土地出来，作为新制度新政策的试验田，若试验失败，也不至于影响全国，若是成功，则可在全国各地复制。
罗默从前也认为，香港实际上正是扮演着「特许城市」的功能，其实施的制度带来了自身的成功，也启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香港的影响力由是辐射到深圳，大湾区以至全国，近年我知道他对香港的制度很感兴趣，于是带他走访各处，增进其对香港的了解，很快地，他便掌握了「特许城市」这一概念其实与邓小平所推动的经济特区，其实是同一回事。罗默也就把兴趣转移到深圳这一最成功的特区去，并把自己变身为一个深圳专家。
　　在方法学上，既然中国走的路前无古人走过，所以不会有理论指引，这便要靠较小规模的试验去确保新制度的可靠性有效性，所以特区或「先行示范区」这方法是很具科学性的。香港从前也许并无主观意愿去充当试验田，但在实际效果上，她却扮演了此一角色，因此，内地人民从前对上一代的港人存有不少敬意，也崇尚香港的潮流，中央也高度重视香港的作用。
　　不过，今天时代已变了，一方面是香港自己的制度已暴露出重大的弱点，高度的自由变为滥用自由，法庭判案的任意性使人大开眼界，民主变为带有暴力性破坏性的民粹主义，市场经济有些环节遭到不恰当的扭曲，造成楼价飞升及从此而来财富分配的不均，都使香港这一「导师」沦为反面教材，提醒了中国人民要从香港的经验中学懂如何防微杜渐。
　　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及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显露出中国目前的制度也未必足以应付百年来最重大历史转折。中国往前走下去，不可能照抄西方已呈败象及老化了的制度，中国还是需要继续进行新制度试验，最合适最有能力试验区不再是香港，而是深圳！这次包含二十七条的试点方案公布出来，深圳获得不少推行新制度的权力，正好坐实了深圳在全国发展先行领导地位，香港的「导师」身份已一去不复返矣！
　　香港还可做些甚么，以挽回自己在全国的一点地位？这倒要看香港可以做出甚么贡献。这里有三个障碍。
　　第一、我们近年早已听到所谓「中国速度」这一说法，它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及各方面发展是井喷式的，快得使人目瞪口呆，到内地探访旅游的，每隔五、七年，便好像去了另外的国家一样。在当前中英科技战经济战中，中国人民都常在计算日子，要多少个月或多少天，才可把美国的遏制抛诸脑后，速度是很重要的考量。反观香港，近年来社会诸事失去方向，政府做事温温吞吞，事事寸步难行，不倒退已是万幸，与「中国速度」更是脱了轨，深圳纵有意愿与香港合作，但别人不会被你拖着后腿的。
　　第二，特区政府「为官避事不觉耻」，在抗疫一事上只能做到与病毒打拉锯战，连全民强制验疫也不敢做，如何把潜伏于社区中的隐性传播链揪出来？全民验疫成本不低，但经济效益却很多倍，不做是愚蠢的行为。没有本地个案，内地对开放边界口岸一定十分顾忌，通不了关，港人的家庭及精神损失有多大，经济上与深圳或大湾区的融合，岂不可笑？特区政府在验疫上的叹慢板策略，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第三，我不大担心金融业，香港这方面很强，仍可对中国发展起到贡献。但金融业占香港GDP不足两成，就业人口不足一成，而出入口贸易及物流业在经济板块中比例不断萎缩，香港必须另找新的动力，最明显的便是高科技生产。
　　不过，香港的高科技尚未成气候，与深圳不可相比，但落后中却另有先进之处，香港高等院校的科技研究不少是世界级的，但缺乏将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经济产能的能力。这方面倒是与深圳可以互补。不过，我们尚未见到一些有效而且具规模的政策，所以我对此种科技上的融合，也只能乐观其成但不会太存厚望。　　　　
雷鼎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