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正儿 - 从脑瘫案反思医疗监管 严防「医医相卫」重现 | 社论
历时16年的「双非儿脑瘫案」，终以涉事医生被除牌9个月落幕。然而，这宗悲剧所揭示的，不止是一名医生的专业失当，更是香港医疗监管机制深层次的弊端。一个初生婴儿因延误诊治而终身脑瘫，其家人耗费大半青春追求公义，换来的却是医委会「永久搁置研讯」的荒谬决定。若非传媒锲而不舍追踪、社会舆论鼎沸施压，此案恐将永沉海底。事件是对医疗专业自律机制的一记耳光。
案件令人愤慨之处，在于作为自律机构的医委会非但未主持公道，反拖延公义彰显。投诉于2010年提出，原定6年后聆讯，因证供问题押后，此后停摆8年半，连秘书处也无法解释。更荒谬的是，医委会以「对被告不公」为由，去年永久搁置研讯，置苦主权益于不顾，彻底曝露医委会处理投诉效率极差、决策违反公众期望的现实。当监管机构反过来以程序拖延为由保护被投诉者，公众对「医医相卫」的印象只会加深。医委会失去其专业自律的功能，被质疑沦为专业庇护所。
幸而，在政府与舆论压力下，医委会今年4月重启聆讯，并作出裁决。政府其后增加医委会内非医生专业代表的人数，回应社会诉求，这是正确一步。然而，改革只是开始，绝非终结。增加业外委员只能起制衡之效，若不能从制度根源上解决调查效率、决策透明度等问题，「医医相卫」随时可能演变为结构性问题。
要彻底改革，港府应参照欧美经验，建立一套多层次、非诉讼优先的医疗投诉处理机制。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三级投诉机制，由院内投诉、独立审查，到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申诉专员，层层把关，且调查结果对医疗机构具约束力，全程免费，确保投诉不会因经济门槛而被扼杀。美国的「道歉法」与「早期和解」制度同样值得借镜：前者鼓励医生真诚道歉而不担心道歉内容在法庭上被用作不利证据，有助打破医患对立；后者鼓励医院主动认错赔偿，避免诉讼旷日持久。德国设有国家级的医疗事故调解机构，由医疗与法律专家组成，提供中立鉴定与调解，避免漫长官司。
参照以上经验，香港可从三方面入手改革。第一，增设独立申诉专员，作为医委会以外的独立申诉管道，专责处理复杂或久拖不决的个案，提供「最后一关」的监督。第二，推广调解与早期和解，引入强制调解机制，鼓励医院主动提出补偿方案，将纠纷在早期分流解决，避免全部挤进耗时的纪律聆讯或法庭程序。第三，引入「道歉法」精神，立法保障医生真诚道歉的内容不可作为证据，打破医患对立，减少因「争啖气」而衍生的诉讼，促进双方坦诚沟通。
归根结底，医疗投诉处理机制的公平公正，不能仅依赖法庭裁决和纪律处分，而必须建立多层次的解决管道。香港不能让医生以专业为由，不公平、不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医疗事故投诉。
辛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