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点评】教育死亡方程式
早前与年轻人讨论政府要取消今年高考历史科试题—「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年轻人说取消这试题，对考生不公平，因为若有考生花了超过正常时间去作答此一试题，若然取消，他的分数就会被拉低。我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公平的指控。若不取消试题，那些回答同意「一九〇〇至四五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考生，拿不到高分，也会说因为社会的反对，令他得分低，这对他不公平。说到底，还是出题目者及审批者铸成大错。
我觉得现时的香港教育有两大问题：通识化和违法达义的理念，加起来就形成一条教育死亡方程式。
一、通识化。未有通识科之前，历史题不会叫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利弊」作出论述，很多时是问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影响」。这就是把所有问题「通识化」的弊病，连其他科目的考题也通识化了。
香港通识科的设计原意是刺激学生思考，所以很多问题都是这种讨论题型，并无定向答案，正反皆可，学生可随意选一个立场，罗列「三正一反」或者「五正一反」的答案，提出论题、论证、论据，表明你知道不同的观点，便可以拿取高分。但我觉得有三类问题，在教育上要有基本立场，包括（一）要有国家民族定位；（二）不能做违法之事；（三）不能作违反道德的行为，故不能把上述这些问题通识化，不可以漫无边际地去正反讨论一番，例如我们不会去讨论「强奸利大于弊」那样。
但现实上学生和老师开始习惯甚么事情都可以变成通识讨论题，就可以出现很恶劣的后果。
第二、违法达义。港大副教授戴耀廷大力推广「违法达义」的理念，深受年轻老师的支持，大范围向学生扩散。戴耀廷鼓吹只要符合心中的公义原则，即使犯法，也没有问题，他认为这才是法治的最高境界。其实，他鼓吹的并不是法治，而是要推翻政权的革命理论。
法律并非不能讨论改进，如果觉得些法律已经过时，可以针对个别法律，提出讨论，甚至透过合法方式，争取修改。但提出违法达义的理念，等如鼓励年轻人完全不用遵守法律，成为政治暴力的理论根源。
当甚么问题也可以通识化地讨论一番，再加上违法达义理念的时候，便形成一条导致香港教育的死亡方程式，会训练出自以为很有理想的暴徒，甚至恐怖份子。不要以为我很夸大，在警方破获的炸弹案中，竟然有十五、十六岁的中学生参与，就知道香港教育出了多大的问题。
大家也不要以为恐怖主义离我们很遥远，套用戴耀廷的「违法达义」标准，举世闻名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拉登，就是一个违法达义的「英雄」。他出身于沙地一个富有家庭，他见到苏军入侵阿富汗，觉得伊斯兰教徒的土地被异教徒侵占，心怀愤恨，便出钱出力，投身游击，反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美国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下，曾经大力支持拉登，提供武器装备，把拉登的部队培训成一支抵抗苏联的重要游击力量。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苏联这个最大敌人，便不再支持拉登这类抗苏武装组织。拉登后来觉得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行为，与前苏联无异，便调转枪头，对付美国。拉登心中的「公义」，是支持伊斯兰教徒抵抗外国侵占。拉登在中东各地动不了美国，就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在美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残杀了近三千名美国人。拉登这些暴恐行为，不为世人所接受，但按戴耀廷「违法达义」的标准，却完全是达至拉登心中公义的行为。
香港教育如果按这条死亡方程式，一直走下去，不止会训练出激进革命份子，最后会教出恐怖份子，在课堂中讨论一下：「对付暴政最有效的方法是恐怖袭击」，又有何难？教育不改，乱局不止。
卢永雄
全文刊于《巴士的报》「巴士的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