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雄 - 2003年的法案不可比了｜巴士的点评
特区政府公布就《基本法》23条进行立法，有媒体将今次的建议和2003年的版本相比，显示现今版本比2003年版严厉，其实这是一种「阿妈是女人」的比较。
2019年香港爆发黑暴事件，2020年中央代香港就国安问题进行部分立法，制订《香港国安法》，如今的23条立法和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将会结合成统一体系，既然《香港国安法》较2003年版的23条立法严厉，如今进行的23条立法比2003年版严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倒反觉得，今次23条立法的辣度只是中等，未去到最辣的程度，特别是新增的境外干预罪，由于其中一个焦点是，管制本地的政治团体与境外的政治团体联系，但政府只是沿用《社团条例》中对「政治团体」的定义，即政党或以参选作为主要功能的组织，就令到大量的NGO或外国组织并不跌入这个定义当中，仍然可以保持和外国组织的基本联系。这些外国组织只要不从事违反国安法其他条文的活动，就可以继续存在。
说到2003年的23条立法，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后来有一个内地法律专家对我说，指香港已经错过了一个最宽松的23条立法版本，当时的「剥牙版本」已是中央能接受的极限，香港可以说是「苏州过后无艇搭」了。
如果回顾2003年的立法，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假如没有错过又如何？假如香港在2003年已就23条立法，但由于法案的辣度不够，亦都恐怕政府不敢执行，2014年的占中和2019年的黑暴事件，恐怕仍可能发生，那么往后的《香港国安法》和23条立法，仍然必须进行。23条的核心理念是防止香港出现颠覆性的动乱，所以即使立了一条剥晒牙的23条法案，亦没有甚么大作用。
第二，单向保障自由。其实过去的问题不单单是有没有2003年的立法，而是回归20多年，香港整个发展只是单向要保障自由。当年讨论23条立法，根本不觉得香港会出现动乱，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法案可以订得越松越好，认为这只是为了满足中央的要求，甚至认为是无理的要求。
现实上，政治自由和政治稳定，都是维护体制发展的重要元素。美西国家保障自由的同时，亦订出非常严苛的国安法律，但他们推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采纳新制度时，就要求他们一下子跳到西方民主的制度，全面保障自由，不理他们是否有政治稳定，结果极其灾难性。
第三，政治稳定重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他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检讨1945年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20几年过去，很多国家都并未发展起来，只是一片混乱。他提出一套理论，认为传统社会经历巨变，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制度和纽带都打碎了，但新的制度未建立起来，高涨的政治诉求不能够被体制吸纳和满足，就出现持续不断的动乱。
他说政治稳定极难定义，但总体来说有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秩序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不存在暴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等因素。而持续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部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不存在想根本改变政治体系的政治运动。
亨廷顿的理论可以解释香港的问题。回归之后，传统的政治体制打破，意识形态失序，然后马上就套用西方那一套单向侧重自由、民主，完全忘记了政治稳定，结果出现重大的政治灾难。我们没有错过2003年的23条立法，而是错过了对政治稳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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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