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点评——等找到民主共识后，人都死了
卢永雄
2020-10-21 04:17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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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计划动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对有轻微病征的病人进行强制检测。今早听电台清谈节目，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话与政府官员开会，谈到这个问题。蔡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虑，说市民对政府信任度低，事情很难进行，若要求轻微病征患者做检测，成效不大，又担心会破坏医患关系。总而言之，他对强制轻症病人检测有保留。
一个病人权益组织的人士接受访问时又认为，强制检测破坏了医生保障病人私隐的互信，担心会令市民不敢求医。他认为不应强制，应该教育有病征的病人去检测。在你一言、我一语之下，政府想要求有病征的病人强制检测，在上述讨论中又变成一件错漏百出的事情，没有共识，不应进行。
整件事发生的缘起是咁的。内地一有疫症爆发的地区，就会马上进行大规模检测，发现一个确诊者，会检测相关大范围的一万人。如果出现十个八个确诊者的小型爆发，就会整个城市进行强制检测，找出所有潜在的传播者。这个做法在北京、乌鲁木齐和青岛都试行过，卓有成效，快速清零。见到内地控疫成功，不少人建议特区政府进行全民强制检测。
但香港有部份医生不知道是基于政治偏见抑或专业偏执，对内地的抗疫做法相当抗拒，他们认为全民强制检测「无效率」。而特区政府害怕这样做会有很多市民反对，认为干涉到个人自由，所以一直不敢作出决定。随后政府做了一些「中间落墨」的方法，例如自愿性的全民检测、在疫情较严重的地区开设自愿检测中心等等。到最近部署修改法例，对有轻微病征的病人进行强制性检测。其实，这个建议也是由专家们提出的。
例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早前就提议，私家医生可以强制检测有病征者。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就话，大部份家庭医生，如发现病人有任何病征，如上呼吸道感染或有肠胃炎，他们都会呼吁病人进行检测，但只有约一半人会听从，但经私家医生找到确诊者的命中率颇高，每百名接受检测的病人，便会有一至二人最终确诊。他认为最好强制有病征市民进行检测，但在现时社会环境下相信很难实行。
政府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便计划修例要轻症病人进行强制检测。政府这个建议一出，又涌出另一批人说这样做会损害这样、影响那样。
整件事有点荒谬可笑，就好像一个怪圈在无限旋转，转来转去，政府甚么意见都听取，结局就甚么也做不到。因为每个问题的都有十种意见，而反对声音总是比较响亮，最后政府就是不做不错。
从效率而言，只强制检测轻症病人，的确有缺憾，因为这只有从检测过程获取确诊者的效率，却没有全民强制检测的可以尽快清零的社会整体效率。当社会因为限聚令而每天损失七亿元时，能够快速清零的方法，才是整体上最有效率的方法。
政府不敢做最佳的选项（全民强制检测），唯有采用次佳选项（强制轻症者检测）。这个做法虽然对清零的作用较低，但起码可以找出更多的带病毒者，但依然遭到反对。可见在政治挂帅的社会，甚么事情也做不成。
这让我想起名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曼所讲的：「美国没有一个威权政府，我们也不希望有一个。但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民主共识，来进行同样的（抗疫）工作。」如果香港在抗疫上要学习美国，很容易会得出美国的结果。美国人口三点三亿，香港七百五十万，以美国单日确诊人数五点七万人推算，香港单日确诊就会是一千二百九十五人；美国累计有八百四十六万人确诊，香港就会有十九点二万人确诊。这就是美国寻求民主共识（可能永远寻找不到）的人命代价。等找到民主共识后，人都死了。
抗疫是行军打仗，讲求高度效率。香港这种吵吵闹闹的方式，情况虽然好过外国，但远差过内地，经济就会差下去。十一月过后，政府的保就业计划结束，全社会都要挨大裁员大减薪的冲击，残忍一点说，拖延行动，自食其果，与人无尤。
「巴士的报」是一份网上报纸，让网民随时随地拿着手机或平板电脑可以看到。www.bastillepost.com
[email protected]
卢永雄
一个病人权益组织的人士接受访问时又认为，强制检测破坏了医生保障病人私隐的互信，担心会令市民不敢求医。他认为不应强制，应该教育有病征的病人去检测。在你一言、我一语之下，政府想要求有病征的病人强制检测，在上述讨论中又变成一件错漏百出的事情，没有共识，不应进行。
整件事发生的缘起是咁的。内地一有疫症爆发的地区，就会马上进行大规模检测，发现一个确诊者，会检测相关大范围的一万人。如果出现十个八个确诊者的小型爆发，就会整个城市进行强制检测，找出所有潜在的传播者。这个做法在北京、乌鲁木齐和青岛都试行过，卓有成效，快速清零。见到内地控疫成功，不少人建议特区政府进行全民强制检测。
但香港有部份医生不知道是基于政治偏见抑或专业偏执，对内地的抗疫做法相当抗拒，他们认为全民强制检测「无效率」。而特区政府害怕这样做会有很多市民反对，认为干涉到个人自由，所以一直不敢作出决定。随后政府做了一些「中间落墨」的方法，例如自愿性的全民检测、在疫情较严重的地区开设自愿检测中心等等。到最近部署修改法例，对有轻微病征的病人进行强制性检测。其实，这个建议也是由专家们提出的。
例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早前就提议，私家医生可以强制检测有病征者。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就话，大部份家庭医生，如发现病人有任何病征，如上呼吸道感染或有肠胃炎，他们都会呼吁病人进行检测，但只有约一半人会听从，但经私家医生找到确诊者的命中率颇高，每百名接受检测的病人，便会有一至二人最终确诊。他认为最好强制有病征市民进行检测，但在现时社会环境下相信很难实行。
政府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便计划修例要轻症病人进行强制检测。政府这个建议一出，又涌出另一批人说这样做会损害这样、影响那样。
整件事有点荒谬可笑，就好像一个怪圈在无限旋转，转来转去，政府甚么意见都听取，结局就甚么也做不到。因为每个问题的都有十种意见，而反对声音总是比较响亮，最后政府就是不做不错。
从效率而言，只强制检测轻症病人，的确有缺憾，因为这只有从检测过程获取确诊者的效率，却没有全民强制检测的可以尽快清零的社会整体效率。当社会因为限聚令而每天损失七亿元时，能够快速清零的方法，才是整体上最有效率的方法。
政府不敢做最佳的选项（全民强制检测），唯有采用次佳选项（强制轻症者检测）。这个做法虽然对清零的作用较低，但起码可以找出更多的带病毒者，但依然遭到反对。可见在政治挂帅的社会，甚么事情也做不成。
这让我想起名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曼所讲的：「美国没有一个威权政府，我们也不希望有一个。但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民主共识，来进行同样的（抗疫）工作。」如果香港在抗疫上要学习美国，很容易会得出美国的结果。美国人口三点三亿，香港七百五十万，以美国单日确诊人数五点七万人推算，香港单日确诊就会是一千二百九十五人；美国累计有八百四十六万人确诊，香港就会有十九点二万人确诊。这就是美国寻求民主共识（可能永远寻找不到）的人命代价。等找到民主共识后，人都死了。
抗疫是行军打仗，讲求高度效率。香港这种吵吵闹闹的方式，情况虽然好过外国，但远差过内地，经济就会差下去。十一月过后，政府的保就业计划结束，全社会都要挨大裁员大减薪的冲击，残忍一点说，拖延行动，自食其果，与人无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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