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杂志|普及化促主动求诊 成人ADHD个案攀升 较青少年隐蔽难诊断 组织关注治疗价格昂贵等困境
发布时间:16:30 2026-11-20 HKT
本港专注力不足及过度活跃症(ADHD)过去常被认为是「儿童病」,惟近年成人ADHD确诊数字连年上升。医管局数据显示在公院接受精神科服务的成年ADHD病人数字连续5个年度攀升,较2021/22年度翻倍,占ADHD病人总数的比重增至近四分之一。有关注组织和精神科医生指出,成人症状较青少年隐蔽,诊断的难度更高、所需时间更长;同时,成人ADHD的治疗也面临资源不足、价格昂贵等困境,冀未来引入或培养更多使用中文的「ADHD教练」,以支援本地个案。


本港专注力不足及过度活跃症(ADHD)中小学生增加,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自2027/28学年起,向200间公营中小学的ADHD生提供小组训练等措施。随社会认识深化,成年ADHD确诊个案亦有上升。医管局回复本报表示,18岁或以上在辖下精神科接受服务的ADHD病人,由2021/22年度的3300人,每年上升至2025/26年度的6300人,近乎翻倍,占整体ADHD病人比例也从15.6%升至24%。
确诊数字占整体患者近四分一
本身亦是ADHD人士的香港成人专注力协会(Let's Talk ADHD)创办人霍彩玲认为,确诊人数增加归功于公众认知提升。她说,协会今年也持续进行ADHD公众教育,接触到不少求助者开始了解自身状况、寻求评估。

她指出,社会过去将ADHD视为「儿童病」,认为其表现仅限于儿童时期的多动行为,然而许多成人ADHD人士的症状与青少年患者有所不同,表现为冲动行为、执行功能障碍,如冲动消费、无法整理房间等。自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在2013年正式调整了诊断标准,放宽并明确纳入了「成人ADHD」的临床表现,业界才更关注成人患者的执行功能障碍表现。

精神科专科医生王崇瀚提出,年幼儿童若患有ADHD,其症状更容易被察觉,如课堂不专心等,而成人诊断则须审视患者前后不同时期的症状表现,因成人专注力下降可能与工作兴趣不足、身心状态或情绪问题等因素有关,不能只凭一时表现判断。
他透露,不少成人患者在成长时没意识到患病,反而建立「补偿机制」,会无意中围绕ADHD的状态生活,举例部分人选择创意类工作,更难看到ADHD的症状。他留意到,由于成年患者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症状,不少人最初因情绪问题求助,经医生追溯才确诊ADHD。
易遭受职场霸凌等生活压力
霍彩玲认为,与青少年ADHD人士不同,成人患者没有家人及学校等支援网络照顾,需要独立面对多重生活压力,如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会放大症状对其生活的影响。她说,由于职场对ADHD缺乏认知,成人患者常被误解为态度不佳,甚至遭受职场霸凌、导致情绪困扰。她引述个案称,曾有患者因同事不理解其行为而遭受排斥,「只有老板知道(他患ADHD),但上司和同事不知,最后要去厕所吃饭。」

王崇瀚强调,最关键的支援工作仍是推动公众教育。他说近年ADHD在香港更普及,强调有三分之二患者在成年后仍保留许多症状,且该症不会随年龄自动消失。不过他也留意到,随公众教育和网络筛查工具的普及,促使隐性患者求诊,同时带动很多没有ADHD的市民自我怀疑并求医。
治疗方面,王崇瀚指,最理想是药物治疗配合认知行为支援。霍彩玲则认为,本港公院服务集中于药物治疗,对认知行为方面的支援较少,建议应效仿其他国家推广「ADHD教练」这一职业,协助患者管理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包括教导患者处理时间管理、财务运用及情绪调节等,并指现时坊间服务几乎全以英文教学,未必适合所有患者。另外,她坦言现时不同类型的服务过于分散,患者需辗转医生或治疗师寻求服务,建议整合服务模式。
冀效仿外国推广「ADHD教练」
身兼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管浩鸣表示,ADHD并非单纯随年龄增长即可自然痊愈,若幼童时期错过介入时机,成年后的行为矫正与情绪转化将倍加困难。他坦言,过往不少华人家长担心子女被标签或不愿面对,抱持「长大会痊愈」的侥幸心理,甚至在学校发现异样时选择否认乃至转校逃避,令子女错过黄金治疗期。
管指出,成人ADHD治疗需结合药物和行为治疗,短期内难见效,究其根本仍会回到资源投放问题。他指,成年患者或需定期进行药物调整,耗费较多时间;在行为治疗方面,由于医生需深入拆解患者内在情绪与深层问题,每次疗程动辄1至2小时,或需每周持续进行,均会带来庞大的时间、资源负担。
他坦言为成人患者诊治「要求很高(Demanding)」,若投放社会资源不足,志愿机构出手协助,也只能帮助冰山一角,「(患者)数量始终不少。」他呼吁通过及早介入、尽快安排药物或行为治疗的方式,应对可能增加的青少年ADHD个案。
ADHD雇员耗损生产力成本 团体促推出职场支援指引
有关注团体引述德勤(Deloitte)经济研究所报告指,专注力不足及过度活跃症(ADHD)的社会成本不止限于医疗开支,其造成的生产力成本被指占澳洲整体社会成本的1%,可供香港参考。团体促请加强本地职场支援,并吁劳工处和平等机会委员会推出针对ADHD人士的职场支援指引。

香港成人专注力协会(Let's Talk ADHD)创办人霍彩玲指出,ADHD带来的社会成本未必来自医疗开销,更多源于生产力损失,举例有ADHD雇员因不经意误将货物签发运往至另一个国家等,导致经济损失。她提及,ADHD雇员的职场表现受工作环境和模式影响,需要适应一般职场「逐步进行(step by step)」的会议、工作流程,也可能遗忘某些工作内容,引同事不满。
霍彩玲强调,职场支援是双向的过程,成年患者诚然不能免除个人责任,有必要管理好个人状态后再参与,如坚持服药和行为治疗等;在雇员准备好的前提下,雇主可给予必要的「软性支援」,如容许他们佩戴耳机、安排座位在较安静角落,以及适当给予更多休息时间。她形容这些措施毋须额外开支,相信雇主能够简单做到。
另外,她自言曾向平机会建议应推出ADHD雇员的职场指引,强调《残疾歧视条例》同样保障ADHD雇员。
她认为,现时主动招聘ADHD人士、自闭症谱系人士的公司以外国公司为主,呼吁向本地公司提供更多以中文编写的ADHD职场支援资讯。
记者:方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