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纸张再利用——以公文纸本为中心｜根本月报

更新时间：16:30 2025-09-09 HKT
发布时间：16:30 2025-09-09 HKT

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在古人日常生活中逐渐被广泛应用，包括政府机关的公文、文人雅士的书画，以至各式各样的印刷品，大都以纸为载体。一些古人对纸颇为珍惜，不但未有轻易丢弃，更想出多种循环再利用纸的方法，如利用废弃的公文纸背后的空白面印刷书籍便是一例。这些公文纸印本书籍的正面为新刻印的内容，背面则是公牍之类的写本文献。

据学者孙继民的研究，关于公文纸印本的最早记载，见于元代吴师道（1283-1344）在元至正刊本《战国策》书后的题识。吴师道在重新校订刘向的《战国策》时，曾参考南宋人姚宏的《战国策注》。他在写于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的题识中述及所用姚书的版本：「余所得本，背纸有宝庆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碎烂处。」吴师道描述的「所得本」，应是利用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的公文纸背页所刻印的《战国策注》。是书经历了百余年，到了吴师道手上已「时有碎烂」，或许可解释其为何未能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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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公文纸印本考证

元人刘仁初编的《文选对策》的朝鲜刻本，在翻到第三卷时，隐约见到书页背面有文字。(图一)

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的宋代公文纸印本，就笔者管见所知只有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即北宋名臣王安石（1021-1086）的文集。这部印本原有100卷，现仅残存72卷，共900多页，其中用公文纸印刷的多达780余页。这些旧公文纸主要是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至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舒州公库的废旧公文档案和时任舒州官员与当地文士之间交往和酬酢的书启，内容涉及南宋初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0年把这些旧公文纸以《宋人佚简》之名影印出版，全书分为「书简」和「公牍」两大部分，是研究宋代地方行政、文书制度和经济财政的原手资料。

由于装帧形式的原因，公文纸的内容大都隐藏在线装书的折页之内，故只能从书页夹缝中窥探一二。(图二)

到了明代，公文纸印本引起学者更多的关注。明代后期学者张萱（1558-1641）在其书《疑耀》中有一节谓〈宋纸背面皆可书〉，述及他所接触到的宋代公文纸印本：「余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牒牋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尔也。」张萱提到因为有机会到皇家的图书馆校勘书籍，所以能看到很多用公文旧纸背面空白处来印刷的书籍，如《治平类篇》一书便是用了元符二年（1099）和崇宁五年（1106）的旧公文纸。这些宋代旧纸之所以能用来印刷书籍，主要是因为其质地坚固厚实，且正反两面都光滑如新。然而明代的公文纸由于质地较差，故张萱谓已鲜有用来印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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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刘仁初《文选对策》

从该书其中一册封面和封底的护书页，可清晰看到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公文。(图三)

笔者在本年6月初到访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时，曾调阅该馆所藏、元人刘仁初编的《文选对策》，因有学者廖可斌研究指该书是刊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的朝鲜刻本，而这一版本在中国内地暂未见流传，故在好奇心驱使下决意一探究竟。在翻到第三卷时，隐约见到书页背面有文字（图一），才惊觉此书原来是公文纸印本。由于装帧形式的原因，公文纸的内容大都隐藏在线装书的折页之内，故只能从书页夹缝中窥探一二（图二），但从该书其中一册封面和封底的护书页，可清晰看到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公文（图三和图四）。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光学技术辨析藏在折页中的公文纸内容，让历史研究者能利用这些原手的写本档案和文书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