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针——社会工程与社会批判
朋友读了几个月前我写过关于内地政府整顿娱乐圈、补习班、电子游戏的文章,认为这都是社会工程的组成部份,邀我到他们的团体讨论社会工程的含义及得失。
上述内地政府的新政稀,不论其能否成功,目的是消除一些官方认为对年轻人有害的精神鸦片,这自然是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一种社会工程。此词的含义我年轻时曾长时间思考过,其后一生的行为上,基本上受当年的结论所影响。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应作一个决定,究竟是要当一名帮助订定具体政策,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工程师,还是当一名矢志于分析社会问题,查找政策失当的社会批判者。香港是长期以来把批判看成是批批,这是错误的理解。批判精神是慎思明辨,是其是,非其非。对社会政府采批判态度,目的不是要打倒它,而是按照自己的专业知识范畴,找出某政策是否有违反规律的地方。但任何一科复杂的政策,一定涉及多种知识。某政策就算符合经济规律,并不等于它没有违反政治规律、组织规律等,只要当中一种规律被违反了,这政策也会出现问题或失败。因此批判的目的是筛选,找出在自己懂的领域中,应对某政策亮红灯还是绿烬,若是全部领域都是绿灯,决策者便可推动政策,若是有红灯,便应小心找出问题。
上述的决策者要综合各种经得起筛选的方案,他们可称为社会工程师,应是实干的。严格来说,社会批判者也有参与社会工程,但分工不同。我的倾向是社会批判,较少建议具体政策,更习惯指出某某政策会带来甚么问题,我可归属为建设派,但绝非建制派,有时是反对派,与破坏派却是南辕北辙。
中国社会近年急剧变化,显然有不少社会工程在进行着。究竟中国在打造着一个甚么社会?这是多维度的,这里只谈两个维度。
在精神面貌上,理想的心态似乎是一种大秦帝国式勇武俭朴能吃苦有忧患意识,或近似斯巴达式的尚武精神。所以政府对那些「娘炮」式的圈粉活动,或年轻人沉迷于打机特别反感。中国人民尚未真正富起来,面对的国内外挑战十分严峻,所以培养出足够强悍的战斗精神被认为十分重要。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也朝这方向走。
另一个维度是人民要组织起来,若有新政策方向,人民及政府都要有很强的执行力。新冠抗疫中,中国的组织力得到严厉的考验,世界上似乎并没有一个国家能把封城、隔离、打针等行动进行得这么彻底,而且社会中的配合能这么及时,例如封城时食物送外卖能大规模地进行,验疫及制造疫苗口罩等也迅速高效。在此组织力及执行力的背后是高新通讯科技及大数据。个人的手机便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数码指挥中心及制造新数据的工具。没有了内地高度发达深入社会最基层的手机及相关程式,外卖不会这么方便,追踪患者也会十分困难。这些条件香港便远远落后,美国便更加不用说,其人民祟尚个人主义及私隐,社会组织靠市场维系,遇上抗疫此等市场解决不到的问题,很多困难便出现。
由上而下,一呼百诺的指挥系统并非没有缺点,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是指令经济,当年造成经济上极低的效率及生产力停滞不前,以史为鉴,我们对违反市场规律的一些政策必须怀有戒心。但近四十年,中国似乎慢慢摸通了一条路,经济中的大部份依靠市场的供求关系,但对军事特殊科技及抗疫等却靠高度组织力及大数据等新手段,亦因而取得斐然成绩。美国社会组织松散,等于走路时少了一条腿,因此近年屡遇困境,不知所措。
中国改造社会的工程仍在进行着,而且大概不会有完结的一天,能够执行社会工程的人材也不在少数,所获得的成绩也很瞩目,但社会也必然需要一批能够洞悉大势事事慎思明辨的社会批判家,否则将来走上错误道路也不易及早发现。社会工程师及社会判批家两种人材都各有其功能,缺一不可。
前科技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
雷鼎鸣
上述内地政府的新政稀,不论其能否成功,目的是消除一些官方认为对年轻人有害的精神鸦片,这自然是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一种社会工程。此词的含义我年轻时曾长时间思考过,其后一生的行为上,基本上受当年的结论所影响。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应作一个决定,究竟是要当一名帮助订定具体政策,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社会工程师,还是当一名矢志于分析社会问题,查找政策失当的社会批判者。香港是长期以来把批判看成是批批,这是错误的理解。批判精神是慎思明辨,是其是,非其非。对社会政府采批判态度,目的不是要打倒它,而是按照自己的专业知识范畴,找出某政策是否有违反规律的地方。但任何一科复杂的政策,一定涉及多种知识。某政策就算符合经济规律,并不等于它没有违反政治规律、组织规律等,只要当中一种规律被违反了,这政策也会出现问题或失败。因此批判的目的是筛选,找出在自己懂的领域中,应对某政策亮红灯还是绿烬,若是全部领域都是绿灯,决策者便可推动政策,若是有红灯,便应小心找出问题。
上述的决策者要综合各种经得起筛选的方案,他们可称为社会工程师,应是实干的。严格来说,社会批判者也有参与社会工程,但分工不同。我的倾向是社会批判,较少建议具体政策,更习惯指出某某政策会带来甚么问题,我可归属为建设派,但绝非建制派,有时是反对派,与破坏派却是南辕北辙。
中国社会近年急剧变化,显然有不少社会工程在进行着。究竟中国在打造着一个甚么社会?这是多维度的,这里只谈两个维度。
在精神面貌上,理想的心态似乎是一种大秦帝国式勇武俭朴能吃苦有忧患意识,或近似斯巴达式的尚武精神。所以政府对那些「娘炮」式的圈粉活动,或年轻人沉迷于打机特别反感。中国人民尚未真正富起来,面对的国内外挑战十分严峻,所以培养出足够强悍的战斗精神被认为十分重要。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也朝这方向走。
另一个维度是人民要组织起来,若有新政策方向,人民及政府都要有很强的执行力。新冠抗疫中,中国的组织力得到严厉的考验,世界上似乎并没有一个国家能把封城、隔离、打针等行动进行得这么彻底,而且社会中的配合能这么及时,例如封城时食物送外卖能大规模地进行,验疫及制造疫苗口罩等也迅速高效。在此组织力及执行力的背后是高新通讯科技及大数据。个人的手机便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数码指挥中心及制造新数据的工具。没有了内地高度发达深入社会最基层的手机及相关程式,外卖不会这么方便,追踪患者也会十分困难。这些条件香港便远远落后,美国便更加不用说,其人民祟尚个人主义及私隐,社会组织靠市场维系,遇上抗疫此等市场解决不到的问题,很多困难便出现。
由上而下,一呼百诺的指挥系统并非没有缺点,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是指令经济,当年造成经济上极低的效率及生产力停滞不前,以史为鉴,我们对违反市场规律的一些政策必须怀有戒心。但近四十年,中国似乎慢慢摸通了一条路,经济中的大部份依靠市场的供求关系,但对军事特殊科技及抗疫等却靠高度组织力及大数据等新手段,亦因而取得斐然成绩。美国社会组织松散,等于走路时少了一条腿,因此近年屡遇困境,不知所措。
中国改造社会的工程仍在进行着,而且大概不会有完结的一天,能够执行社会工程的人材也不在少数,所获得的成绩也很瞩目,但社会也必然需要一批能够洞悉大势事事慎思明辨的社会批判家,否则将来走上错误道路也不易及早发现。社会工程师及社会判批家两种人材都各有其功能,缺一不可。
前科技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
雷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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