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声集——从历史决议看经济发展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本次全会最大关注点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港人在过去对国家及执政党出台政策理解有一定局限性,觉得这些只是「口号式」文件,但若回顾过去所颁布的一些经济、民生政策,其实早在各种文件及会议讲话中已见端倪,因此笔者认为增加对这些决议文件的认识,百利而无一害。
  历史上三份历史决议的通过时间点,对应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一份是一九四五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让国家赢得战争的胜利「站起来」。第二份决议是一九八一年于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发展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达成「富起来」的成果。在今年建党百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宣布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示中国有条件向下一阶段目标「强起来」努力。既然社会整体已经达到富裕水平,下一步则应该如何增加经济的韧性及抗风险能力,让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是要从「局部富裕」转向「共同富裕」。中国的坚尼系数从二○○八年的高位零点四九一回落,但一直高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警戒线零点四,代表内地贫富分化现象严重,甚至高于欧洲的发达国家。国家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包括对阿里巴巴、滴滴、美团等罚款)、打击房地产泡沫及征收房产税等,都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手段。
  其次,经济由「重量」向「重质」转型。政府工作报告对GDP数字取消指标性要求,高速增长不再是经济唯一目标,而多元化、有创意、有韧性的产业结构才是追求方向。北京交易所的成立、对中小微企业的优惠信贷,是为了支持富有创新性、经济活力高的行业,拥有更广阔的融资渠道,抵抗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国家的限电限产举措,亦是希望能淘汰落后产能,让各行各业的抗风险能力增加。
  最后就是从「世界工厂」转向「内循环」。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这种经济模式在疫情、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对外依赖度相对较高。中国近年开始推动的「内循环」,已经开始释放巨大能量,建立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模式。
香港经贸商会会长
李秀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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