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点评——世界四变 支联会跌入颠覆死胡同

  这个世界有一种人叫做「早鸟」(early bird),他们会得风气之先。
  或许街坊工友服务处的梁耀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去年十二月退出支联会常委会,更在刚过去的周末,以自己因非法集结被入罪、将被褫夺葵青区议员议席为由,正式通知支联会,其议员办事处会停止运作,亦由即日起退出支联会。
  支联会在一九八九年因六四事件而生。我早前讲过,在成立二十四年后,在二○一三年的六四晚会上,公然宣布不再叫「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的口号。就在二○一四年占中前,放弃「爱国」口号,恐怕这不是偶然。不爱国,就正式走到阿爷的对立面上了。
  今年是支联会成立三十二年,也是《港区国安法》定立后第一个六四周年,相信支联会面对的挑战,将是史无前例的。当中最关键问题,究竟一个坚持「结束一党专政」的组织,如今能否再合法地存在?
  由支联会成立至今的三十二年,这个世界经历巨变。
  一)中国变了。在一九八九那些年,中国发生这么多事,背景是东欧铁幕瓦解,苏联步向倒台。美国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中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预示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国家将会走入坟墓。福山的预言,一度被西方奉为圭臬。
  三十二年过去,世界倒转了。当年全面倒向西方的东欧国家,没有多少个成功。她们的社会主义政权倒下,要么变成资本起舞,要么变成新的专制。反观中国,坚持自己道路走下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领八亿人民脱贫,产生高度的制度自信。去年抗击疫情一仗,令中国再加强了自信,她怎会再听你讲当年六四甚么甚么的那一套呢?
  二)国际环境变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反招美国之忌。从二○一○年的宣布重返亚洲,到二○一八年中美贸易战,美国敌视中国的行为不断升级,发动颜色革命搞垮中国,差不多去到要挂在口边的地步。香港不能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二选一了,港人游走在两国中间的灰色地带,不再存在。口号激进、思想老旧的支联会,本来就只能在这种灰色地带生存。如今像跳出鱼缸的金鱼一样,呼吸开始困难。
  三)宪法变了。中国为抵御外来的颠覆力量,在二○一八年修改宪法,当时外界最关注的,是中央建议取消国家主席连任期限,但忽略了是次修宪的另一关键,是在《中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新增了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共以入宪来确立其执政宪制性,这也是中国八二年修宪后的最重大宪法改变。
  当年教我英国宪法学的老师话,如何分办一个人是否犯煽动叛乱罪,在于你是否在公众地方,鼓动人推翻不可改变的国家制度。所以你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大叫「保守党政府下台!」这样无所谓,因为按英国制度,执政党可以转换。但若你高叫「女皇下台」,你就犯上煽动叛乱罪,因为女皇在位按制度不能改变(记着她也不是民选的)。
  所以按此推论,当中国宪法确立中共不变的执政地位后,你大叫「结束一党专政」,本身就可能已触犯了煽动叛乱罪。
  四)本地法律变了,国安法立了。去年六月底人大常委会订立了《港区国安法》,当中第二十二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禁止「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的行为。支联会涉嫌触犯相关罪名。
  有人话,支联会叫这口号叫了三十二年都得,为甚么现在不成?第一是世界发生了上述四变。第二是过去不执法,不等如将来不能执法。
  支联会不放弃纲领,已跌入颠覆死胡同,不存在活动空间,其成员既可能触犯法律,也无法通过参选资格审查,在政治上是一种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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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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