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进一步完善国安附例 筑牢国安屏障促发展
发布时间：03:00 2026-06-10 HKT
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终结了香港特区的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特区政府近日订立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为国安法及《国安条例》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是香港特区依法履责、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与执行机制的关键一步。香港社会和广大市民不妨从几个方面理解此次修例的意义和影响。
厘清「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界定机制
《国安条例》第7条指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包括《香港国安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安条例》指明的罪行，以及「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然而，何谓「其他罪行」过去曾引发法庭争议。今次制订附属法例，正是要明确这一概念：若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就该作为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此外，若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被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未设新罪未扩范围，不影响市民生活
附属法例并未改变任何现有法律规定，未扩大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未扩充罪行定义，更未订立任何新罪行。其最主要作用是明确哪些罪行适用国安法律的相关刑事程序，从而及时防范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对广大市民来说，附属法例的相关规定只适用于极少数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不影响一般市民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人，完全不受影响。
体现立法原意，避免法庭争拗
《国安条例》第7条的立法原意，就是涵盖所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指明罪行。国安情势复杂多变，因此才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这一项目。过去，在黎智英案及伍巧怡案（羊村案）中，法庭曾就「其他控罪」是否视为国安罪行出现争议，法院均支持政府看法。附例正是将这一原则写入法例，为各方提供清晰指引。日后除了指明罪行之外，行政长官签发证明书的亦属于危害国安案件，这样可避免法庭争拗。
证明书机制符合普通法原则，无损法治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和《国安条例》第115条，行政长官可就国家安全问题发出对法院具约束力的证明书，且不受法律程序是否已展开的限制，有权主动发出。这一机制确保涉及国安的行为必须按国安相关程序处理，避免影响调查和检控。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与普通法下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机关就国家安全问题判断的原则一致，无损香港法治。
需要强调的是，这项权力不但早已存在于《香港国安法》及《国安条例》之中，制订附属法例并未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并非针对个别案件，只是厘清适用范围，使法律「防护网」更为严密、运行更为高效，为香港在高水平安全的新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
一个安全稳定、法治昌明的香港，必将能更好地凝聚社会合力，全力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开创更加璀璨的未来。
谭耀宗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