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雄 - 确立认定煽动意图的标准 | 巴士的点评
《立场新闻》案在法律上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如何判断煽动罪的犯罪意图。煽动罪定罪要证实涉案者有发布煽动性的文章的犯罪行为，并有相关的犯罪意图，这种犯罪意图在程度上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最高要求为发布者须蓄意煽动；第二，发布者须对文章可以触发的自然煽动后果有所预计，知悉有关风险而不顾，不合理地犯险（即罔顾煽动后果）。第三，亦即最低要求，发布者至少须对文章内容具煽动意图知情。
主审法官郭伟健曾在2022年的黎雯龄（Lai Man-ling）案即（羊村守卫者案）中裁决，发布煽动性刊物者须蓄意煽动，即上述的最高要求。
不过，在郭官判决黎雯龄案之后，出现上诉案新案例。上诉庭2024年在谭得志案（Tam Tak Chi）中清楚说明，「言词很多时可以引发行动，而煽动性言词可以导致煽动行为或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安全。因此，在订立罪行惩罚散播煽动性言词的行为时，其目的是在于避免这种潜在的不良后果，这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郭官认为，煽动罪是针对罪行结果而订立的罪名。
郭官亦都同意他早前在黎雯龄案的裁决，即发布者需要蓄意煽动方可罪成，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因为即使发布者罔顾煽动后果，只要并非蓄意煽动，罪名便不成立，有违相关罪名的预防性质。
郭官认为，煽动罪是特定意图的罪行，而特定意图指发布者在发布煽动刊物时蓄意煽动、或罔顾煽动后果而明知犯险，他便需要承担罪责。这准则既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亦同时可适当保障言论及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
郭官是地院法官，在上诉庭有新的判决之后，跟从上诉庭的指引作出裁决，是合理的行为。郭官的裁决亦厘清了煽动罪毋须证明发布者蓄意煽动，只需要罔顾煽动后果即可。但这亦不是只是单单对文章知情就足够入罪，还要证实发布者对文章触发的自然煽动后果有所预计，知悉风险而不顾。至于如何判定就要视乎实际的场景和发布者的行为。
无论如何，透过《立场新闻》案的判决，进一步确立了「煽动意图」的法律要求。此法律要求亦不是一般新闻机构正常合理地采访新闻，就很易踩界。以其中一篇被判定煽动的《立场新闻》博客文章为例，作者是流亡人士罗冠聪，文章标题是「在国安法下的新常态，我们应如何反抗和思考」。郭官在判词指文章抹黑《港区国安法》为打压思想及言论自由的工具，文章提到「（港区国安法）更是让与当权者合流的亲建制人士拥有滥用法律的话语，在各个体制中去进行思想以及言论压制」，属颠倒是非黑白。文章更指导读者低调以「非政治」组织联络、隐藏及蔓延开去，目的显然是煽动香港市民做好准备随时再行动，削弱中央管治以及扩阔对抗战线。
试问媒体明知对方是一个流亡者，任由他单方面大量发布针对政府的言论，宣扬抗争策略，媒体怎能说自己不知道有煽动的危险呢？说发布这文章「罔顾煽动后果」，传媒也不难判断吧？
可以说《立场新闻》案的判决，会令煽动罪更加清楚，让传媒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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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雄
